清明有什么代表菜？

清明有什么代表菜？

1、青团子

青团子从前是江南地区清明节扫墓用的祭品，皮子粳糯混杂，馅心酿制粗糙。相传青团子是用雀麦草汁和入糯米，一起舂合，使糯米浸入草汁成泥，变为碧翠色。以此用来包入豆沙或枣泥，再用芦叶垫底入笼，蒸熟即成。明郎瑛《七修类稿》中曾记载："古人寒食，采桐杨叶，染饭青色以祭，资阳气也。今变而为青白团子，乃此义也。"另外还有个传说跟大禹有关。当年大禹治水十三年过家门而不人，他用疏导之法，使三江通流入海，太湖水位下降，水患得以平息，为种植冬小麦创造了条件，深得苏州人的爱戴。

2、艾粄（bǎn）

艾粄是广东省客家地区清明时节特有的的应节小吃，属于客家菜，“粄”为客家方言里各类糯米、粘米糕点的通称，如萝卜粄、仙人粄、艾粄是清明粄中其中的一种，用粘米粉、糯米粉、艾草等做成，因加有艾草，故具有一定的药用保健功能。

3、暖菇包

暖菇包学名鼠曲草，又叫佛耳草，是一道由食米和干暖菇制成美味可口的名点，属于闽菜。初春时分生长在田野间，性温味甘，入夏开黄白色花，早春采摘后洗净晒干，芳香扑鼻，有化痰止咳及强肾益筋骨的功能。

4、 馓（sǎn）子

馓子，又称食馓、捻具、寒具、麻物子，是一种油炸食品，香脆精美。春秋战国时期，寒食节禁火时食用的“寒具”即为馓子。北方馓子以麦面为主料，南方馓子多以米面为主料。馓子色泽黄亮，层叠陈列，轻巧美观，干吃香脆可口，泡过牛奶或豆浆后入口即化。比较出名的有滕州馓子、衡水馓子、济宁馓子、徐州馓子、淮安茶馓、济南馓子、阆中馓子以及西宁馓子。

5、子推馍

子推馍，又称老馍馍，是山西省清明节传统美食。类似古代武将的头盔，重约250—500克。里面包鸡蛋或红枣，上面有顶子。顶子四周贴面花。面花是面塑的小馍，形状有燕、虫、蛇、兔或文房四宝。圆形的“子推馍”是专给男人们享用的。已婚妇女吃条形的“梭子馍”，未婚姑娘则吃“抓髻馍”。孩子们有燕、蛇、兔、虎等面花。“大老虎”专给男孩子吃，也最受他们喜欢。父母用杜梨树枝或细麻线将各种小面花串起来，吊在窑洞顶上或挂到窗框旁边，让孩子们慢慢享用。风干的面花，能保存到第二年的清明节。

6、薄饼

薄饼起源于厦门市同安区，为同安五宝(碗仔糕，炸枣，封肉，薄饼，马蹄酥)之一，是广东潮州、海陆丰、福建福州、闽南地区传统的特色名点，薄饼在过去是清明节的节日食品，每逢清明节的早上上山祭祖，祭完祖回家之后， 人们都会用薄饼作为午餐，物质生活多样化，人们受香港祭祖风俗影响，备有“烧金猪”、“烧鸭”、“烧鹅”、“蛋糕”之类的祭品。

7、朴籽粿（guǒ）

朴籽粿是海内外潮人们几乎无人不知的清明节必备传统的糕点，同时，清明节做“朴籽粿”也是潮汕人民的传统美食习俗，充分展现出潮汕侨乡的民族风情和美食特色。清明节，远在异乡、海外的潮汕乡亲回乡扫墓时都会供奉上朴籽粿，这是潮汕缅怀先人的特有方式。

8、芥菜饭

芥菜饭是浙江省温州市的一道著名地方小吃，属于浙菜系。该菜品饭松菜嫩，香甘爽口，别有风味。农历二月二吃芥菜饭是温州民间广为流传的习俗，并有“吃了芥菜饭不生疥疮”的说法。《瑞安县志》说，“取芥菜煮饭食之，云能明目，盖取清精之义”。芥菜饭佐料有肉丝、香菇丝和虾米等。

9、枣糕

枣糕为“满汉全席”十大糕点之一。枣糕原是清朝宫廷御用糕点， 曾有宫廷第一糕点之美称, 其味香远，入口丝甜，含有维生素C、蛋白质、钙、铁、维生素等营养成分，既能补脾和胃、益气生津;还有保护肝脏、增加肌力、养颜防衰之功效。

与八一有关的军史中有趣的故事（十分急）

献给八一建军节:《老兵故事之一至之二十一》

老兵故事之一：“三 不 抽”

我前几年因声带手术而暂停吸烟，后来还是好了伤疤忘了疼，重新又抽起来了。

这使我想起了一个在部队服役时的排长，如果烟民们能像他似的“吸烟”，跟“戒烟”也就差不多了。

这位排长对自己的吸烟有“严格”的要求，归纳为“三不抽”：一曰花钱的烟――不抽，也就是自己不买；二曰烟不好――不抽，也就是别人让烟，还得是好烟；三曰不紧着让――不抽，也就是说让烟的人还得哭着喊着求他抽。

听听，自己不买倒也罢了，别人买了请他抽，还得是好烟，而且还得死契白咧、哭着喊着地求他抽。这不是有病吗！

就这样儿抽，您想想，他一年还能抽上几支烟哪？

据我四年的观察，只见他抽过一次烟，是一个北京的战友探家带回来的中华牌香烟，那可是好生了得的“大中华”啊！可见他要求的“好烟”，标准还真够高的。

诸位烟民，您要是也能做到“三不抽”，这烟也就算“戒”得差不多了。

对联为证：“父戒烟、子戒烟，父子不吸烟；母高兴，妻高兴，全家都高兴。”

老兵故事之二：“干脆来碗肉”

看了这题目，您很难想到这是一个人的外号。这是我军1955年刚实行军衔制不久的事情。

驻东北通化某部三个山东老乡，同时被授予上尉军衔――那叫高兴！

“走，下馆子去”，其中一个建议。“好，也该解解馋了！”另两个附和着。

三人来到通化城里一个挺像样的饭馆坐定。服务员见来了三个军官，热情地送上一张《菜谱》：“您三位想吃什么，请先看看菜谱，我马上就过来！”

三个人大眼儿瞪小眼儿，三个文盲！加一块儿认不得几个字。这可怎么好？总不能告诉服务员说：“我们不识字”吧！

其中一个用手指着《菜谱》上最大的两个字说：“这两个字儿最大，八成是‘炖――肉’，咱们就点它吧？”另两位也说“好！”

服务员转眼回到桌前，客气地问到：“解放军同志，看好了吗？吃什么？”

我们这位军官伸出大手，往《菜谱》的第一行一指：“就是它！”

服务员笑了：“您真逗乐，这个不能吃，这是‘菜谱’两个字”。

三个人面面相觑，傻了眼。这时也容不得再多想了，还是这位老兄灵机一动，心想，前面的不能吃，我就从后边点，说着就指着较靠后面的一行小字说：“要这个吧！”

服务员问：“还要什么？”

本想再要点儿什么，又怕说错了，好在这次服务员没说这“不能吃”，这位老兄答道：“就这个，要三碗！”

服务员走了。

一会儿工夫，服务员端消谈卖上了三碗萝卜汤。

当着服务员的面儿，三人对视，想笑没敢笑，低头喝汤。

三碗汤下肚，服务员侍友又来问：“您几位还要点儿什么？”

我们这位老兄，信心十足，心想：捱着牌儿地点，我就不信碰不上炖肉。想到这儿，他又在刚才那行字的下面用手指了指：“就是它吧！也要三碗”。

服务员一会儿就又端回了三碗汤，这回是鸡蛋汤。三个人谁也没吱声，再次低头喝汤，心里都在想：今天是吃不上炖肉了！

这时，服务员好像也看出点儿什么来了，犹犹豫豫地没有立即走开，就又问道：“您几位是不是吃点儿什么菜啊？你们每人都喝了两碗汤了。”

我们刚才那位点菜，不，应该说是“点汤”的老兄，这次终于憋不住了，心想：“再不说，今天就没机会了！”

只见他，好像有点儿激动，使劲儿一拍桌子，冲着服务员喊道：“干脆来碗肉！”

服务员这回是彻底明白了，闹了半天就是想吃肉啊！

三位军官自然是酒足饭饱地回到了营房，可是自此之后，那位老兄就得了个雅号：“干脆来碗肉！”

我当兵的时候，这位老兄早已是我们团的副团长了，我们当然不敢这么叫了，但他的那些战友们（有些已经是更高级别的首长了），见了面还是这么叫他。

这是特定年代留下的特定故事，今天的军人再不会有这样的“镜头”了。

老兵故事之三：“我是排气炮兵”

1975年，我们迫击炮班来了个新兵，安徽天长县人，据说在家读过几年书。“文革”期间的书，拿逗当然读成什么样儿也都是不奇怪的。

第一次实弹训练回来，我见他很兴奋的样子在写信，也没理会。信写了没几行字他就拿给我看，说是问问这样写是否算泄密。

我很费劲地看了一遍（虽然就五、六行字），错别字大概有十来八个的。诸如有人说的“把毛主席像章瑞瑞正正地别在脑前”（应是“端端正正地别在胸前”）这样的错误那是在所难免的。尤其叫我终生难忘的是，当了几个月的迫击炮兵，他居然不知道天天使用的武器叫做“迫击炮”这个读音，而在信中告诉他的一个亲戚：“我被分配倒（到）了一个排气炮班，今天实弹射击打把（靶），真（震）得我耳多（朵）都快龙（聋）了”。

看到这里，我对一些错别字其实倒觉得无所谓，只是这个“排气炮”给我气坏了，我问他：“谁告诉你咱这炮叫‘排气炮’了”？他却振振有辞地说：“我听你们不都是叫‘排气炮’‘排气炮’的吗”？

我一听，原来如此，可能是我们平时说得太快了，他确实听成“排气炮”了。我无言以对。

本来这事儿也就到此打住了，没想到这时在一边一直没开腔的班长冲他发了火：“你也不想想，这炮从哪儿排气，简直是放屁！”

这位新兵倒也不含糊，慢条斯理地说：“班长，这放屁就是排气呀！”

呜呼！

老兵故事之四：“我脚下踩的是刘备”

1976年我们部队在唐山“抗震救灾”。

一天，我们刚在郊外埋了死人，大家手里还没放下工具，有的拿着锹，有的拿着镐，在路边休息。

这时一个安徽籍的战士似乎有了重大发现，用铁锹戳着地，对在场的战友们说：“你们猜，我现在站在哪儿？”

大家一听，都以为他犯了什么病，因为他平常就时不时闹出点儿笑话来。我也搭了一句：“你喝醉了吧？”

他看大家都弄不懂他的意思，急了，冲着大伙儿像是宣布一件重大新闻：“我告诉你们吧，我脚下踩的是老刘！”

我一听也急了，“你别拿我开涮啊！”

他看我误会了，就跟我解释，也是想说得再详细点儿：“哎，老刘，我这不是说你，我是说，我脚下踩的是刘备”！这“刘备”二字他还咬得特清楚。

大伙儿都乐了。七嘴八舌数落他，有人说：“你还踩着刘备?没踩着张飞啊？”

他这时才意识到，都是自己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惹的祸。于是，就见他一上一下地在原地使劲儿，他脚下那块地好像还真的一抖一抖的。但大家仍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他就用铁锹在他所站的位置扒拉开浮土，露出了黄色的皮毛，这时我们才知道他脚下踩的是一只被埋掉的黄牛。

真相大白：他刚才说的“脚下踩的是老刘”，其实是“老牛”；“刘备”，其实是“牛背”。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但不同地域的语言交流，有时真的会闹出误会，好在这不是什么要紧事。如果像沈阳籍的侦察兵发现前方有一个人，却向首长报告说发现 “一个银”，而南方报务员却听成“前方有一个营”，那可就糟了！

老兵故事之五：斯大林说：“中国军人就是厉害”

这是一个真正的老兵，一位志愿军战斗英雄，70年代初，早已是我们部队某团的团长了。1950年底，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一次截歼逃敌的战斗中，他率领一个排的战士，创造了歼敌200余人、缴获火炮6门、汽车58辆，而本排无一伤亡的战绩。为此，他荣立特等功、获一级英雄称号，并于1952年6月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三级国旗勋章。

该同志有个传说：一次随我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代表团里有许多战斗英雄，他是其中一位。当时斯大林还在世。到达苏联后，斯大林邀请中国代表团观看苏军的军事表演，其中安排了一次伞兵跳伞表演。只听蓝天上滚过阵阵惊雷，几架飞机呈顺风队形，以间距只有5米、高度差仅1米的动作轻盈地掠过观礼区。飞机在空中不停地变换着队形。各种编队动作组成了一场美丽的“空中芭蕾”。忽然，从800米高空，十几名苏军跳伞队员飘然而下，似春蕾迎风怒放，如仙女翩翩起舞，伞花漫天飞舞，烟花碧空四射。苏军伞兵的表演绝技，令在场的中国军人拍掌叫绝，欢呼雀跃。

斯大林通过翻译神情自豪地问道：中国朋友有没有会跳伞的？

全场鸦雀无声，此时此刻，我们那位老兄（恕我这么称呼吧）一是想为中国军人挣点儿面子，另外也觉得这玩意儿大概挺好玩儿的吧？就贸然一句：我来试试！

在场的代表团成员无不为之震惊，心想：你什么时候学过跳伞啊？但由于都是各个部队凑到一起的，彼此也不太熟悉，大家也就没吭声。斯大林让人把这哥们儿带到飞机上，穿带好伞包伞具，飞机重返蓝天。

当飞机飞到规定高度后，苏军陪同的伞兵开始陆续往下跳。负责指挥带队的苏联军官示意可以跳了，我们这位老兄从机舱门向外一看：头都晕了――完全不是刚才想的那么浪漫。由于语言不通，他摇了摇头，没跳。苏联军官以为他嫌飞的不够高度，就命令飞机继续升高，最后机舱内只剩下他与那位指挥官了，我们这位老兄眼看着不跳不行了，一咬牙、一闭眼――坠入在蓝天白云之中，他只听说过跳下来后要打开伞包，但怎样打开，他确实是不知道――胡乱地抓挠吧！

只见他飕飕飕地超过了刚才所有比他先跳下来的苏军伞兵，观礼台的台上台下无数双眼睛都已经认出来：这个跳得最晚、下来最快的就是中国军人！人们开始躁动，不知这哥们儿准备什么时候才打开伞啊？急死个谁啊！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我们的英雄，就在离地面大概不足百米的时候，伞包突然张开了！啊！中苏双方所有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英雄落地，全场掌声雷动，斯大林同志说：中国军人确实厉害！到底是“战斗英雄”啊！

老兵故事之六：“对电影进行看”

当兵时连里有个司务长，四川人，该同志说话总爱用“对什么什么进行什么什么”这样的句式。

一次，团里大操场放电影，我们连正好是该司务长值班带队。大家集合完毕后他还要讲讲注意事项，最后结束时不由自主地、用四川话有板有眼地说：“下面，我们就到操场，对电影”，说到这儿时，他停顿了一下，可能是觉出了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但由于已经说到了“对什么”这种句式，就楞是咬着牙往下继续说出了“进行，看”。

此后，在开玩笑时我也经常运用这种不伦不类的句式。

注意：读他这整句话时，要用四川口音来读，否则，味道就不正宗了！

老兵故事之七：生炉子暖和还是不生炉子暖和？

有个战友酷爱抬杠，一次冬天宿舍里正在生炉子，他不知犯了什么病儿，问大伙儿：“你们说，是生炉子暖和哪，还是不生炉子暖和？”

大家都知道他没憋好话，就没理他。

这时，有个战友偏偏搭理他一句：“当然是生炉子暖和啦！”

他一本正经地说：“我说：还是不生炉子暖和。”

这回大伙儿都急了，几个人抢着问：“怎么回事儿啊？”

这哥们儿答道：“你们看啊：夏天不生炉子，人们都穿着裤衩、背心；现在生着炉子，你们还都穿着棉袄、棉裤。所以我说――还是不生炉子暖和”。

嘿！什么谬论！？

老兵故事之八：口令

部队刚刚移防到河北时，晚上站岗比较紧张，都是真枪实弹的。一个河南籍战士后半夜在营房大门站岗。

岗哨离我们营的房子很近，突然听到有响动，他非常警觉地四下巡视着，发现营部房子边上的马厩旁站着一个黑影，正朝他走来。

他想：你站黑地儿我就看不见啦？机敏地朝黑影问道：口令？

对方没有回答。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黑影还在向前移动。我们这哥们端起了枪，再次问道：“口令？再不回答我就开枪啦！”

黑影仍不回答，继续往前靠近，我们这位战友终于扣动了扳机：“嘭”的一声枪响，黑影没有倒下，也不再沉默，而是发出一阵嘶鸣声后向训练场方向跑去！

被枪声惊醒的全营干部战士也都跑了出来，营长提了手枪出来大声问道：怎么回事？

不好！他明白了：这是营部司务班养的那只毛驴！

等着挨呲吧！幸好太紧张了――没打准！

老兵故事之九：机遇

我们到连队三个多月时，师里指定我连为全师的“训练先行连”，现在的话就叫“试点连队”吧？师团两级参谋长都在我连蹲点儿――为的是总结经验，向全团、全师推广。

新兵同班一个非常要好的战友，四川人，个子比一般四川兵都高――有一米七六左右吧？人显得很机灵，长的也是一表人才，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我叫他“小S”。

一个多月训练结束时，团参谋长将小S带走了――准备作警卫员。没承想到团里当天小S就被团长要走了，并跟参谋长说：三连你熟悉，再挑一个去。

团长第二个星期带着小S去师里开会，师长看中了，小S回来收拾了一下就去给师长当警卫员。

师长高兴了没几天，带小S到军里开会时又被军长留下了。

人啊，要是走运，真是拦都拦不住。

故事还没有结束：小S离开团部到军部还不到一个月，军区一个副司令员（半年前才从我军调去的）到我军检查工作时，发现军长换了警卫员，问起这事儿，军长还跟司令员吹呢：我这个警卫员如何如何连蹦“三级”，我跟他们“抢”来的！

副司令员一听：好！这次我带走！

军长绿了：为什么？

副司令员半开玩笑说：你们山东人为什么用我们四川人当警卫员？你还是找个山东的吧！

得，小S从此进了北京八大处那个大院，后来再也没见过，不知以后混得如何了。

老兵故事之十：“三八两毛五”

连队司务长，四川人，个子小心眼儿多。一次在路边儿见到卖大葱，8分钱一斤。他排在队伍后边，还有两三个人就排到他时，他从兜儿里掏钱，结果全是钢蹦儿，一数：两毛三。买三斤还差一分钱！

困难难不住司务长。把钢蹦儿摊在手心上，一边数钱一边念叨：三八两毛五、三八两毛五。

周围的人都以为这家伙的有毛病呢！卖葱的也听见了，没人没理他。这时已经排到了。

卖葱的问：“你要多少？”

司务长：“三斤！”

称好三斤大葱，司务长把手里的一把钢蹦儿往卖葱人手中一放：“三八两毛五！”

卖葱的心想这回占便宜了，数都没数就往钱箱子里一扔。

排队的人们都看着这“傻子”笑。

可就在这时，我们的司务长却说：“哎呀！不对，应该是三八两毛四呀。”

大伙都听见他刚才“三八两毛五、三八两毛五”的数着，肯定是多给了一分钱，这时卖葱的只好从钱箱子里拿出一分钱找给他。

嘿！明明是少给人家一分钱，人家却还找给他一分钱，里外里少给了两分钱！

另附：战士给各排的排长们编排的顺口溜：

一排长――埋头苦干；

二排长――边说边干；

三排长――光说不干；

司务长――啤酒鸡蛋。

老兵故事之十一：吃冰棍比赛

我们营房边上是我们团的化工厂，到了夏天，为工人们防暑降温做的冰棍也对营区的干部、战士们出售。

一个夏天，我们连几个人商量着去吃冰棍，不知是谁提议的：搞个吃冰棍比赛，其规则是：比赛费用自理（自买自吃），吃得最多的为冠军，名次在前的今后可以随时让名次在后的为自己买冰棍吃，名次在后的不得拒绝。

乌拉！大伙高兴的不得了，有的报名参赛，有的要去看热闹。

后来大约去了十几个，刚开始参赛的有六七个人，但吃了四五根儿有人就不行了，陆续声明退出比赛（否则今后可要给别人买单啊！），我也是只吃了7根儿。

最后，比赛的结果给我印象至深：

第一名是三排长（北京籍）：53根儿；

第二名是一班长（北京籍）：51根儿；

第三名机枪一班长（长春籍）：21根儿。

最冤的是一班长，只差两根儿啊！就得被三排长随时叫去买冰棍儿！没办法，谁叫他肚子不争气啊？

老兵故事之十二：是家里的牛？还是…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军营的生活是枯燥乏味的。一次，我跟几个战友一起神侃，我讲了一个北京人和一个河北深州人吹牛的故事：

深州人问：“你们北京的“天桥”到底有多高啊”？

北京人：“那可高了去啦！如果大年三十儿晚上从天桥上扔下一个铁球，一直要到初一早上才能落地。你说高不高”？

深州人听完傻了！

北京人接着问道：“都说你们深州的‘大蜜桃’大，到底有多大呀？什么时候有机会，给我带两个尝尝”！

深州人一听就笑了：“什么？给你带两个？当年打仗时，几万大军吃一个桃子都没吃完，剩下的半个桃儿烂了，那桃汁流的淹了好几个村子呢！给你带两个？哼！”

这回轮到北京人傻了！

这一听就是两个人在“吹牛”呢，可战友们的话题还真的就转到“牛”身上来了。

一个湖南邵东的战友说：“我们老家对牛可好了”！

大伙问：“怎么个好法”？

他说：“比如我家的牛吧，每天下地之前，都要给它穿上草鞋呢”！

“啊？”大伙儿全傻了！

这时一个四川剑阁的战士不服气了（“蜀道难，难于上青天”说的就是位于剑阁境内的剑门关）：“穿草鞋算啥子？我家的牛，每天下地之前都要喝上二两酒呢！”

这时，旁边一直没吱声的一个老兵慢条斯理地冲他们俩来了一句：“你们刚才说的那是你们家的牛啊？还是你爹啊？”他顿了一顿：“还、还喝二两酒呢？”

老兵故事之十三：遭遇方言

我当兵第一年去河北易县某地的坦克团训练，住在营房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到那儿第二天就下雨，没出去训练。午后，房东小孩儿到我住的屋里玩儿。

我问他：“几岁了？”

答：“9岁”

问：“上学了吗？”

答：“没上。”

问：“9岁还不上学？”

答：“对，没上……”

班长可能是嫌我问的多了，打断我的话问道：“小朋友，吃饭了吗？”

小孩答道：“吃了！”

班长：“吃的什么呀？”

小孩：“包子！”挺兴奋的样子。

班长看孩子愿意跟他对话，就来了精神，又问他：“包子什么馅儿啊？”

小孩也挺干脆：“没馅！”

我们差点喷出来：没馅儿叫包子？真是胡说八道！算了算了，回家吧！

小孩儿走后可能是跟他爹说了什么，没一会儿他爹就进来了。

我们就说，这孩子还挺爱开玩笑，居然说吃包子，还“没馅！”真逗！

结果他爹更逗：“是包子，就是没馅儿！”

哎？我一听，怎么回事？

我心想：没馅儿叫包子：“那你们管有馅儿的叫什么呀？”

还真没难倒人家，孩子他爹一脸认真地说：“有馅儿的叫馅儿包子啊！”

嘿！这么简单的道理，咱怎么就不知道呢？

再说，过了几天，我们训练回来路上，遇见小学生放学，我一眼就看到房东的儿子在队伍里。回到院子里我就质问他：“那天问你，你说没上学，你这不是上学呢吗？”

结果他告诉我：“那天下雨，是没上学呀！”

气死我也！

老兵故事之十四：“狗烧鸡”

新兵刚到连队，听有人管连里一个老兵叫“狗烧鸡”。

我想：这个外号挺新鲜，怎么起的呢？想象不出是什么意思。也就过去了。

后来连队集合点名，我听连长也叫“狗烧鸡”，那个老兵还答：“到”！

我觉得太奇怪了，点名怎么能叫人家外号呢？不可思议。

问我们班的老兵，他们说，他就叫“狗烧鸡”！

大家也确实都这么叫，他就这么答应着。

因为不熟悉，我也不好多问。

隔了一段时间，我终于有机会问他本人了：“你的名字是……”

他很爽快：“狗烧鸡”！

我默默地想：还真有人起这种名字？

我试探着说：“是哪三个字啊？”

他笑了：“你是不是以为我叫‘狗烧鸡’了？”

听听，还说我“以为”，明明自己刚才还说叫“狗烧鸡”呢！

他见我不懂，就用一个树叉在地上给我工工整整地写下了“苟少吉”三个字。

嗨，闹了半天是这三个字儿呀！原来是我一开始就以为人家叫“狗烧鸡”，先入为主，越听越像。

通过这件事，我就想：起名字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姓氏来起，同样的名字，姓张的叫着好听，姓李的不一定合适。

后来与那个老兵熟了，跟他开玩笑把我的意思说了出来：“你姓‘苟’，没关系，但你就不要‘少吉’啦！”

这句话要搁在原来，就是：你姓狗，没关系，你就不要烧鸡啦！

老兵故事之十五：种菜的战士

野战部队的连队都有一块儿小小”自留地”，种点菜，补贴补贴连队伙食什么的。我们连有个农村籍的战士，当了六年兵，种了六年菜――就因为他菜种得好、长得壮，全连干部战士都夸他能干，还荣立过三等功呢！

让人没想到的是，该同志退伍前说了一句话，让连里干部战士都觉得特对不住他的、弄得人人心里都不好受。

临退伍前，全连开大会，欢送老兵。他代表老战士发言，本来说的都挺好的，大家鼓掌，可最后他说了一句：“早知道当兵就是来种菜，还不如让我爹来呢，他菜种的比我好。”

听了这话，我当时就掉了眼泪。

我想，这些年，他指不定心里有多大的委屈呢！当一回兵，谁不想参加军事项目的训练呀！

哎！我的战友，你的委屈是太大了！

1927年4月12日和7月15日，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在南京和武汉发动“清共”行动后，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利用共产党掌握和影响下的国民革命军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指派周恩来为起义领导机关前敌委员会书记。

7月27日，周恩来在南昌召开了有朱德、刘伯承、恽代英、彭湃、叶挺、聂荣臻以及江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重要会议，成立了以刘伯承为参谋团长，周恩来、叶挺、贺龙为委员的参谋团，下设起义军总指挥部，由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

8月1日凌晨2时，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指挥各路起义军向驻守南昌的国民党军队发动进攻，经过四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3000余人，缴获枪支5000余支，子弹100万余发，大炮数门，占领了南昌城。当天上午，在南昌举行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通过了《中央委员宣言》，成立了由宋庆龄、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25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通过了《八一起义宣言》等文件，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旧军阀”、“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革命口号和政纲。同时对起义部队进行了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以贺龙兼代岁带迅总指挥。因敌以重兵进攻南昌，中共前委决定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起义部队于8月3日至6日先后撤离南昌，挥师南下，取道临川、宜黄、广昌，直奔广东潮汕地区。

起义部队在江西瑞金、会昌打垮了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堵截，然后经过福建的长汀、上杭和广东的大浦，于9月下旬占领了潮州、汕头，主力部队经揭阳向汤坑西进。10月初，西乎此进部队和留守潮汕的部队遭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起义部队大部分被打散，一部分突围到了海陆丰，与当地的农民武装会合；另一部分行燃由朱德、陈毅率领经赣南、粤北转入湘南，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在湘南地方党组织和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在宜章举行了“年关起义”。由于遭到优势敌军的“协剿”，起义部队和农民武装撤出湘南，于同年4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胜利会师，组成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

朱德，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仪陇县李家斗蚂湾一户佃农之家。世代以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终年劳碌仅能糊口。朱德的母亲在生朱德前还在干活。朱德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使他从小就开始干力所能及的劳动。五岁时就上山砍柴、割草。 朱德因过继给无儿无女且又十分喜欢他的大伯朱世林才得以上学，并改变了他的命运。六岁时朱德入私塾，二十岁时入南充县高等小学堂，一年后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在这里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意识。毕业后于1908年邀几位同学好友一同回仪陇县城筹办高等小学堂，朱德任学校的体育教习兼庶务。学生由几人很快发展到七十多人。学校虽然办起来了，但土豪劣绅反对新思想、压制教育，社会的黑暗，民众的痛苦，统治阶级的腐朽，使朱德认识到教育无力救国。他毅然弃教，准备从军。

1909年1月，朱德历尽千辛万苦走到昆明，考入讲武堂步兵科学习，在这里他加入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同盟会。毕业之后被分配到蔡锷的部队任少尉司务长。他对蔡锷很敬佩，常和蔡接近并请教问题。蔡锷率军起义时，指定朱德为队官（连长）。朱德在攻占总督衙门时作战有功，受到表扬。1913年夏，朱德升任蔡锷部队的营长，率部驻守于云南的蒙自、个旧一带。在这里，朱德自发地采用运动战方式一举歼灭了当地的土匪，因功升任团长。 讨袁护国战争中，在蔡锷回云南之前，朱德即受命组织部队，征用型销袜车皮，等待蔡锷到来率军出征。在蔡锷率军出征四川与北洋军阀的战斗中，朱德及其团队作战最勇敢，朱德的衣服帽子多处被子弹打穿。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朱德因勇敢善战，战功突出而闻名于军中。护国战争胜利后，朱德奉命驻守沪州，于1917年7月升任旅长，军衔为少将。成为川蜀的知名人物。

2．抛官弃禄 追求真理

驻沪州期间，暂无战事，朱德结交进步人士，共同探讨救国救民之路。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思想更倾向于进步，尤其是《新青年》杂志上的进步文章，引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对俄国革命的向往。 在四川军阀的逼迫下，朱德随滇军回到云南，朱德任云南警察厅长职务，利用业余时间请教员教授英语，为出国学习作准备。后来军阀唐继尧把滇军赶走，朱德离滇回四川，四川军阀刘湘和杨森很欣赏朱德的才能，加之他又是四川人，因此，特地空出一师长的位置等着他并许以厚禄。穷苦人出身的朱德，已经确立救国救民之志，他不再为高官厚禄去打伤害平民百姓的“混”仗，而是要追求光明、追求真理，探索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的道路。因此，他毅然拒绝了刘、杨的挽留，顺江东下来到上海见到了孙中山。此时孙中山正发愁无将领兵讨伐陈炯明，以十万元军晌相许，请来朱德出面组织桂滇军攻打陈炯明。但朱德出国寻求真理的决心已定，他婉言谢绝了孙中山之邀。朱德弃高官，抛厚禄，只为追求真理的鸿志，对于一个三十六岁的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他已不再是热血青年，而是成熟的中年，此时的选择是理智的选择，是一种坚定的义无反顾的追求。

1922年10月，朱德来到柏林见到了周恩来，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此前，他曾向陈独秀提出过入党要求，陈独秀认为他当过旧军官，断然拒绝，周恩来则表示愿意介绍他入党。朱德在德国入格廷根大学进修社会学和哲学，在德国期间因参加工人运动两次被捕。1925年他第二次被捕时被吊销了护照并遭驱逐。 离开德国后，朱德来到苏联，先入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在那里他结合中国的实际，产生了“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上队伍入山打游击”的思想。 朱德抛弃高官厚禄，寻求救国救民之真理。他出国数年，不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而且找到了革命的道路。

3．高举义旗 为民而战

1926年夏天，朱德回国，奉党中央之命，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初，受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之职，同时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决定直接抓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武装。党中央决定组织起义，南昌是条件最好的地方，朱德奉命与刘伯承、贺龙等在南昌起义。他利用公开的身份，把敌人的两个主力团的团长拖住，为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响起了正义的枪声，朱德、周恩来等宣布起义。起义成功后，朱德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率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发。途中，奉命领一个师守大埔县三河坝地卜激区，起义的主力部队向潮州、汕山地区进军。主力被击败后，朱德和后继赶来的陈毅根据形势的变化，把部队转变为游击队，之后又组织了遍及湘南十余县的湘南起义，使这支仅有几百人的部队扩大到万余人。

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一直率领这支队伍向井冈山区靠拢，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之后，组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为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开始了“朱毛”合作，并为扩大革命根据地和壮大红军队伍而斗争。 朱毛会师，奠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朱毛二人合作，创造性地展开了革命的游击战争。朱德把他从国外学到的先进军事思想、过去带兵打仗的经验与井冈山区革命斗争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游击战原则。这些原则被通俗地表述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朱毛带领幼年的红军在游击战中不断壮大，战斗力迅速增强。到1928年夏，朱德指挥红军在龙源口一举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这是中央红军成立以来取得的较大的胜利。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朱德深刻领会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二人思想一致，配合默契，他们都是来自贫穷的乡村，都了解中国社会实际，都是为民众而战，都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到1930年，井冈山区的红军扩大到三万人，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还决定朱德为红军总司令。 在蒋介石发动的五次“围剿”中，朱德参加了全部的反“围剿”斗争。前三次反“围剿”，他配合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已被撤职，朱德与周恩来共同指挥战斗，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人。“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央，军事指挥权掌握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国人李德手中，他排斥朱德等高级将领，胡乱指挥，打输了第五次反“围剿”，搞丢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红军被迫走上大转移之路。

4．力挽狂澜 拯救危局

红军反“围剿”失败，撤出了经营数年的根据地，在与敌人的激战中转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到1935年打下遵义城，才在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的积极主张下召开会议。会上，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判王明“左”倾路线，赞同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小组。会议之后，朱德仍担任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他坚决赞成并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和战役行动。协助毛泽东完成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的指挥，他常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表现得镇定自若。在危险、困难、牺牲面前，朱德沉着冷静，临危不乱。刘伯承称赞他“志坚如钢”，“在任何困难面前，但然如坐春风”。 红军摆脱蒋军的围追堵截之后，在懋功与第四方面军会合。讨论今后的去向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北上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朱德坚决拥护这一方针。会后，率部北进。但张国焘却不愿意北上。直到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后，他才开始北上。 张国焘到达阿坝后再次生出异心，他要朱德与他联名致电中央，反对北上抗日的方针，朱德断然拒绝张国焘的要求，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不听劝告，率兵掉头向南，朝川康边境退逃。在张国焘率领队伍逃跑的过程中，朱德一直坚持斗争。张国焘曾开会围攻朱德，朱德却泰然处之。张国焘逼朱德反对毛泽东，朱德警告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搞分裂。他想把朱德赶出部队，朱德坚决留在军中作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揭露张国焘的真面目，促使受蒙蔽的干部战士觉悟。经过朱德不屈不挠的长期斗争，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开始觉醒，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中间又出现了几次反复，终于把这支队伍带到了陕北，实现了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壮大了红军的队伍。朱德到达陕北，汇报了与张国焘的斗争经过后，毛泽东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

5．挺进华北 指挥抗日

“七・七”事变之后，全国规模的抗战爆发。7月14日，朱德写下了抗战誓词：“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全国家，是我天职。”同年八月蒋介石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下旬，朱德检阅开赴抗日前线的部队，誓师出征。九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阎锡山）。

1937年9月21日，朱德来到太原前往抗日前哨雁北部署抗战事宜。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首战告捷，在雁北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千余人。朱德亲自赶赴前线，总结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以便向自己的部队及友军宣传，激励同胞的抗战热情。随后，朱德提出了在晋冀之间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见，坚持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的思想。 抗日战争期间，朱德已经五十多岁了，是我军战将中年龄最高者之一，但他仍然老当益壮，亲赴前线指挥作战。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初期，朱德一直在抗日最前线，亲自指挥了许多战役和战斗。比如，1938年4月，日军出动了万名精锐部队分九路向晋东南根据地发起合围攻势。朱德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将一起指挥了这次反九路围攻，采用以少量兵力牵制多路，集中主力击敌一部的战术。四月中旬，终于在武乡长乐村捕捉到残敌的机会，一举歼敌二千余人，吃掉一路，其余各路相继后退，朱德果断决策，乘胜进击，击溃敌人并连克辽县、和顺、武乡、榆社等城，此战共歼敌四千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巩固和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使我八路军在太行山南麓站稳了脚跟。建立太行革命根据地后，朱德豪迈地赋七律一首：“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1940年，朱德从前线返回延安，此时，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八路军从三万人发展到四十万人；游击战从山区延伸到了平原。在八路军活动的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很有影响的抗日规模。 朱德返回延安后，正值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封锁，我军民面临经济困境。党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政策。朱德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创造了“南泥湾政策”，主张屯田垦荒，发展生产、养兵抗战，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提出的大生产运动。以此为基础，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6．运筹帷幄 解放全国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朱德已近六十。年事已高，再加上他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不应再上前线冲杀了，而应考虑全军全国的大局，主要搞决策和运筹。因此，他留在后方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协助毛泽东统筹指挥全国的军事斗争。 日本人刚刚举手投降，举国欢庆胜利之时，毛泽东、朱德等领袖预计到内战将不可避免，因此，他们教育部队，保持高度戒备，不能有丝毫幻想。朱德参与制定了我军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整编军队，组建起了适合于大规模运动战的野战军。这些正确的决策为迎接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打下了基础。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终于爆发。我军因准备充分，在战略防御中歼敌七十一万，顶住了敌人向解放区的进攻。1947年元旦，朱德向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发表广播讲话，指出，1947年是斗争形势转变的一年。10月10日，朱德与彭德怀以正副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1947年11月，我军取得了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朱德亲自总结攻城经验并全军推广。为了促进中原歼敌作战，朱德到处于前线位置的河南催阳参加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朱德参与决策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又部署了渡江战役，和毛泽东一起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朱德协助毛泽东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终于挥师渡江，解放了全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朱德已经六十四岁了，戎马一生，功绩卓著的朱老总，老骥伏枥，不顾年高，积极为新中国的建设而工作。建国后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后参与领导空军、海军和陆军各技术兵种的组建，与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他对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非常关心，到88岁高龄时还亲自视察海军，并乘舰出海检阅。朱德，1886年12月1日出生于四川仪陇县李家湾一户佃农之家。世代以租种地主土地为生，终年劳碌仅能糊口。朱德的母亲在生朱德前还在干活。朱德生在这样一个家庭，使他从小就开始干力所能及的劳动。五岁时就上山砍柴、割草。 朱德因过继给无儿无女且又十分喜欢他的大伯朱世林才得以上学，并改变了他的命运。六岁时朱德入私塾，二十岁时入南充县高等小学堂，一年后考入四川高等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在这里受到了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产生了教育救国的意识。毕业后于1908年邀几位同学好友一同回仪陇县城筹办高等小学堂，朱德任学校的体育教习兼庶务。学生由几人很快发展到七十多人。学校虽然办起来了，但土豪劣绅反对新思想、压制教育，社会的黑暗，民众的痛苦，统治阶级的腐朽，使朱德认识到教育无力救国。他毅然弃教，准备从军。

1909年1月，朱德历尽千辛万苦走到昆明，考入讲武堂步兵科学习，在这里他加入资产阶级革命组织同盟会。毕业之后被分配到蔡锷的部队任少尉司务长。他对蔡锷很敬佩，常和蔡接近并请教问题。蔡锷率军起义时，指定朱德为队官（连长）。朱德在攻占总督衙门时作战有功，受到表扬。1913年夏，朱德升任蔡锷部队的营长，率部驻守于云南的蒙自、个旧一带。在这里，朱德自发地采用运动战方式一举歼灭了当地的土匪，因功升任团长。 讨袁护国战争中，在蔡锷回云南之前，朱德即受命组织部队，征用车皮，等待蔡锷到来率军出征。在蔡锷率军出征四川与北洋军阀的战斗中，朱德及其团队作战最勇敢，朱德的衣服帽子多处被子弹打穿。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朱德因勇敢善战，战功突出而闻名于军中。护国战争胜利后，朱德奉命驻守沪州，于1917年7月升任旅长，军衔为少将。成为川蜀的知名人物。

2．抛官弃禄 追求真理

驻沪州期间，暂无战事，朱德结交进步人士，共同探讨救国救民之路。在此期间，他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思想更倾向于进步，尤其是《新青年》杂志上的进步文章，引起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和对俄国革命的向往。 在四川军阀的逼迫下，朱德随滇军回到云南，朱德任云南警察厅长职务，利用业余时间请教员教授英语，为出国学习作准备。后来军阀唐继尧把滇军赶走，朱德离滇回四川，四川军阀刘湘和杨森很欣赏朱德的才能，加之他又是四川人，因此，特地空出一师长的位置等着他并许以厚禄。穷苦人出身的朱德，已经确立救国救民之志，他不再为高官厚禄去打伤害平民百姓的“混”仗，而是要追求光明、追求真理，探索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的道路。因此，他毅然拒绝了刘、杨的挽留，顺江东下来到上海见到了孙中山。此时孙中山正发愁无将领兵讨伐陈炯明，以十万元军晌相许，请来朱德出面组织桂滇军攻打陈炯明。但朱德出国寻求真理的决心已定，他婉言谢绝了孙中山之邀。朱德弃高官，抛厚禄，只为追求真理的鸿志，对于一个三十六岁的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的。因为他已不再是热血青年，而是成熟的中年，此时的选择是理智的选择，是一种坚定的义无反顾的追求。

1922年10月，朱德来到柏林见到了周恩来，他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此前，他曾向陈独秀提出过入党要求，陈独秀认为他当过旧军官，断然拒绝，周恩来则表示愿意介绍他入党。朱德在德国入格廷根大学进修社会学和哲学，在德国期间因参加工人运动两次被捕。1925年他第二次被捕时被吊销了护照并遭驱逐。 离开德国后，朱德来到苏联，先入东方大学学习马列主义，后到军事培训班学习现代军事。在那里他结合中国的实际，产生了“部队大有大的打法，小有小的打法”，“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拉上队伍入山打游击”的思想。 朱德抛弃高官厚禄，寻求救国救民之真理。他出国数年，不仅找到了马克思主义真理，而且找到了革命的道路。

3．高举义旗 为民而战

1926年夏天，朱德回国，奉党中央之命，从事革命活动。1927年初，受命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团长之职，同时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爬起来，决定直接抓枪杆子，建立自己的武装。党中央决定组织起义，南昌是条件最好的地方，朱德奉命与刘伯承、贺龙等在南昌起义。他利用公开的身份，把敌人的两个主力团的团长拖住，为起义的成功创造了条件。

1927年8月1日，南昌城头响起了正义的枪声，朱德、周恩来等宣布起义。起义成功后，朱德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率军撤出南昌向广东进发。途中，奉命领一个师守大埔县三河坝地区，起义的主力部队向潮州、汕山地区进军。主力被击败后，朱德和后继赶来的陈毅根据形势的变化，把部队转变为游击队，之后又组织了遍及湘南十余县的湘南起义，使这支仅有几百人的部队扩大到万余人。

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一直率领这支队伍向井冈山区靠拢，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师之后，组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后改为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从此开始了“朱毛”合作，并为扩大革命根据地和壮大红军队伍而斗争。 朱毛会师，奠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朱毛二人合作，创造性地展开了革命的游击战争。朱德把他从国外学到的先进军事思想、过去带兵打仗的经验与井冈山区革命斗争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新的游击战原则。这些原则被通俗地表述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朱毛带领幼年的红军在游击战中不断壮大，战斗力迅速增强。到1928年夏，朱德指挥红军在龙源口一举歼敌一个团击溃两个团。这是中央红军成立以来取得的较大的胜利。 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朱德深刻领会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根据地建设的思想，二人思想一致，配合默契，他们都是来自贫穷的乡村，都了解中国社会实际，都是为民众而战，都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到1930年，井冈山区的红军扩大到三万人，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中央还决定朱德为红军总司令。 在蒋介石发动的五次“围剿”中，朱德参加了全部的反“围剿”斗争。前三次反“围剿”，他配合毛泽东领导红一方面军，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取得了三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在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毛泽东已被撤职，朱德与周恩来共同指挥战斗，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人。“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央，军事指挥权掌握在不了解中国国情的德国人李德手中，他排斥朱德等高级将领，胡乱指挥，打输了第五次反“围剿”，搞丢了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红军被迫走上大转移之路。

4．力挽狂澜 拯救危局

红军反“围剿”失败，撤出了经营数年的根据地，在与敌人的激战中转移，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直到1935年打下遵义城，才在周恩来和王稼祥等人的积极主张下召开会议。会上，朱德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批判王明“左”倾路线，赞同毛泽东进入最高军事指挥小组。会议之后，朱德仍担任军委主席、红军总司令，他坚决赞成并支持毛泽东的战略和战役行动。协助毛泽东完成了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的指挥，他常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表现得镇定自若。在危险、困难、牺牲面前，朱德沉着冷静，临危不乱。刘伯承称赞他“志坚如钢”，“在任何困难面前，但然如坐春风”。 红军摆脱蒋军的围追堵截之后，在懋功与第四方面军会合。讨论今后的去向时，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北上陕、甘，建立革命根据地。朱德坚决拥护这一方针。会后，率部北进。但张国焘却不愿意北上。直到中央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后，他才开始北上。 张国焘到达阿坝后再次生出异心，他要朱德与他联名致电中央，反对北上抗日的方针，朱德断然拒绝张国焘的要求，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张国焘不听劝告，率兵掉头向南，朝川康边境退逃。在张国焘率领队伍逃跑的过程中，朱德一直坚持斗争。张国焘曾开会围攻朱德，朱德却泰然处之。张国焘逼朱德反对毛泽东，朱德警告说，党是一个整体，不能搞分裂。他想把朱德赶出部队，朱德坚决留在军中作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揭露张国焘的真面目，促使受蒙蔽的干部战士觉悟。经过朱德不屈不挠的长期斗争，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开始觉醒，迫使张国焘同意北上。中间又出现了几次反复，终于把这支队伍带到了陕北，实现了一、二、四三个方面军的会师，保存了革命的种子，壮大了红军的队伍。朱德到达陕北，汇报了与张国焘的斗争经过后，毛泽东称赞他“斗得有理有节，临大节而不辱”，“度量如大海，意志坚如钢”。

5．挺进华北 指挥抗日

“七・七”事变之后，全国规模的抗战爆发。7月14日，朱德写下了抗战誓词：“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何以为人？我们誓率全体红军，联合友军，即日开赴前线，与日寇决一死战，复我河山，保我民族，保全国家，是我天职。”同年八月蒋介石任命朱德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下辖三个师。下旬，朱德检阅开赴抗日前线的部队，誓师出征。九月，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任命朱德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司令长官为阎锡山）。

1937年9月21日，朱德来到太原前往抗日前哨雁北部署抗战事宜。9月25日，八路军一一五师首战告捷，在雁北平型关伏击日军，歼敌千余人。朱德亲自赶赴前线，总结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以便向自己的部队及友军宣传，激励同胞的抗战热情。随后，朱德提出了在晋冀之间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意见，坚持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壮大抗日力量的思想。 抗日战争期间，朱德已经五十多岁了，是我军战将中年龄最高者之一，但他仍然老当益壮，亲赴前线指挥作战。在华北抗日根据地建立的初期，朱德一直在抗日最前线，亲自指挥了许多战役和战斗。比如，1938年4月，日军出动了万名精锐部队分九路向晋东南根据地发起合围攻势。朱德与彭德怀、刘伯承等将一起指挥了这次反九路围攻，采用以少量兵力牵制多路，集中主力击敌一部的战术。四月中旬，终于在武乡长乐村捕捉到残敌的机会，一举歼敌二千余人，吃掉一路，其余各路相继后退，朱德果断决策，乘胜进击，击溃敌人并连克辽县、和顺、武乡、榆社等城，此战共歼敌四千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巩固和扩大了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使我八路军在太行山南麓站稳了脚跟。建立太行革命根据地后，朱德豪迈地赋七律一首：“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1940年，朱德从前线返回延安，此时，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已初具规模，八路军从三万人发展到四十万人；游击战从山区延伸到了平原。在八路军活动的范围内，已经形成了很有影响的抗日规模。 朱德返回延安后，正值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施封锁，我军民面临经济困境。党中央提出了自力更生的政策。朱德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创造了“南泥湾政策”，主张屯田垦荒，发展生产、养兵抗战，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提出的大生产运动。以此为基础，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6．运筹帷幄 解放全国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朱德已近六十。年事已高，再加上他是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不应再上前线冲杀了，而应考虑全军全国的大局，主要搞决策和运筹。因此，他留在后方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协助毛泽东统筹指挥全国的军事斗争。 日本人刚刚举手投降，举国欢庆胜利之时，毛泽东、朱德等领袖预计到内战将不可避免，因此，他们教育部队，保持高度戒备，不能有丝毫幻想。朱德参与制定了我军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方针，整编军队，组建起了适合于大规模运动战的野战军。这些正确的决策为迎接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打下了基础。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终于爆发。我军因准备充分，在战略防御中歼敌七十一万，顶住了敌人向解放区的进攻。1947年元旦，朱德向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发表广播讲话，指出，1947年是斗争形势转变的一年。10月10日，朱德与彭德怀以正副总司令的名义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响亮地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