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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戏曲改革背景?

2024-10-09 03:35:15健康饮食1

1951年的“戏改”不但要“改戏”,更要“改人、改制”。从前的京剧演员都是“搭班”唱戏,少数最优秀的演员自己“挑班”成为班主,逢演戏时约请其他演员搭自己的班,事先讲好分成比例,一场演出后各拿各的“包银”,演员可以在各个班社间自由流动,像名丑马富禄就同时搭了马连良、荀慧生、筱翠花、章遏云四个班,挣四份包银。但“戏改”之后,原来的小班社都重组成为国营的大剧团了,要求演员固定在一个剧团里,拿固定工资。而马连良困在香港这几年间,他“扶风社”里的几员大将都已经找到自己的新剧团了。

马连良、张君秋在广州短期演出后如约来到了武汉。武克仁原来的意思,是想让马连良加入国营的“中南京剧工作团”,任三团团长。但马的艺术地位和演出上座率都在“总团长”周信芳之上,工资、待遇等很难安排。权衡之下,武克仁为马连良和张君秋单组建了一个合作股份性质的剧团“中南联谊京剧团”,实行团长负责制,经济上自负盈亏,不受国家资助。武克仁的初衷是想探索一种剧团体制改革的新模式,然而在客观上却使“中南联谊”成了诸多国营剧团中显眼的“异类”。

“中南联谊”组成后,马连良并未在武汉久留,就带团北上赴南昌、天津和北京演出,希望尽快挣钱还上中南局垫付的4万港币债款。这次的“还债演出”又不太顺利,原本马连良在天津是最有“人缘”的,但1951年底“中南联谊”到达天津时正赶上“三反”、“五反”运动,马连良的戏一向票价不低,“看得起他的戏的人都不敢出家门了,所以根本不怎么上座。最后我父亲反串霸王,陪张君秋唱了一出《别姬》,也才上了八成座。”马崇仁说。但就是在这样的惨淡经营下,马连良还不时慷慨地拿出钱来给更需要帮助的人,在南昌演出时,他捐建了当地的第一所回民幼稚园,在天津又将一场《四进士》的全部收入捐给了正在筹办的“艺培”学校(即后来的北京戏校)。

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也使当初参与“营救”马连良的人受到了牵连。武克仁在回忆录中写道,“胡兴寿同志被诬为吸毒贩毒而收监,判了死缓;王若瑜先生以走私盗汇去香港迎接汉奸艺人等罪名,流放劳动;我也难逃灭顶之灾,软禁、批斗、受审,罪状是包庇特务坏人,盗汇邀请汉奸演员,供其吸毒……”虽然运动过后,三人都被“宽大”开释,但这场风波已经使中南京剧工作团的发展彻底停滞了。

“为国家秉忠心昼夜奔忙”——京剧《断臂说书》

1952年初春,离家整整五年之后,马连良终于带着“中南联谊”回到了日思夜想的故乡北京。

马连良在北京的首场演出定在长安大戏院,戏码特意选择了《苏武牧羊》——“登层台望家乡躬身下拜,向长空洒血泪好不伤怀”,这出他十年前创编的剧目,说的似乎就是他自己,演的就是过去那五年。

马连良的老母亲已经年过八旬,终于将儿子盼回来之后,老太太的身体再也不能支持了,“我奶奶在剧场听了一半《苏武牧羊》就不行了,我父亲极孝顺,他再也不想离开我奶奶了。”马崇延说。

不久之后,苦苦支撑的“中南联谊京剧团”还是解散了,而解散的原因,不只是马连良不愿离开北京那么简单。用马崇仁的话说,“他们京剧团有个团委会,这时候内部有了点矛盾。”

“‘戏改’有一条重要原则,就是要实现‘演员人人平等’。但戏曲的规律就是‘主演中心制’,到了台上必分三六九等。”李佩伦认为,这才是矛盾的根源。马连良虽是“中南联谊”的团长,但团里还有个团委会,实际权力是凌驾于团长之上的。“戏改”列出十二出禁演剧目后,就有人借题发挥,捕风捉影挑起了传统戏的毛病,“中南联谊”也受到了这个风气的影响。团委会中有几个年轻演员,思想有些“左”,许多马派的经典剧目他们都不同意上演,说《一捧雪》是宣扬奴隶主义,《胭脂宝褶》是为封建帝王歌功颂德,让马连良不胜烦恼。

另外,团委会的年轻人认为马连良没经过“戏改”,主动要求帮他“补课”,每天到家里给马连良开会。马连良多年来每周只唱两三场戏,已经形成了规律,团委会却认为这是“不愿意多做贡献”,批评他消极怠工……其实,马连良的创新精神在京剧界一直无人能及,他从内心深处是最拥护戏曲改革的,可如今“戏改”变成了负担,生性温和的马连良又不愿给团委会提太多意见,只能选择了“好聚好散”。

马连良没有再回武汉的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开始戒烟了。抽鸦片烟是解放前梨园行一个很普遍的习惯,“我父亲主要拿这个当‘玩意儿’,他有一套很好的料器烟具,家里来人的时候愿意拿出来,算是当年的一种‘交际手段’吧。”马崇仁说。虽然马连良的烟瘾不大,但多年的习惯一时也很难改变,而严格禁烟的共产党竟能允许他“慢慢戒烟”,这让马连良十分感动。武克仁回忆说,早在武汉的时候,马连良就曾含泪对他说:“我没想到共产党会要我,困惑迟醒,实在太傻!还能说什么呢?请放心,这点害我的毛病,我决心要戒了!”回到北京后,马连良就暂时停止了演出,每天由马崇延陪着,走到首都电影院旁边的同德医院去戒烟,“那个院长是余叔岩先生的亲家,帮助我父亲很快就把烟戒掉了,他的精神变得更好了。”马崇延说。

1952年7月1日,马连良接到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到北京饭店参加了庆祝建党31周年联欢会。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那天周恩来和马连良交谈了很久,他主动安慰惴惴不安的马连良,“马先生,你不要把去伪满演出的事放在心上,你是演员,靠唱戏养家糊口,没有政治目的。”

“这是给了我父亲一个最正式的评价,他踏实了。后来无论遇到什么,他从来没有抱怨过共产党一句,更没有说过后悔从香港回来。”马崇延说。

应周恩来的要求,在那天的联欢会上,马连良也清唱了一段。他没有选择“马派”最著名的《借东风》、《淮河营》,而是唱起了《断臂说书》的一段二黄:

听谯楼打初更玉兔东上,为国家秉忠心,食君禄报王恩昼夜奔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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