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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药膳必须遵循的应用原则主要包括什么(中医药膳必须遵循的应用原则主要包括什么内容)

2023-05-03 09:56:34食疗食补1

一、绩效自评主要遵循的原则不包括？

坚持躬亲准则躬亲,就是亲自去做。在考核中坚持躬亲准则,就是要求企业各级考核执行人、尤其是企业高层领导,在考核过程中必须做到"三要三不要"."三要"是:要亲自审核确认考核对象报送的重点工作计划;要亲自验收考核对象重点工作的完成情况;要亲自调整或指导调整考核中发生的重要工作变化和工作改进。 "三不要"是:不要"捉刀",就是不要安排和指示他人代行自己的职责(不包括特殊情况下的临时授权)。

二、中医药膳主要是学什么？

药膳这个词，是最近十多年才出现的，而且有愈叫愈响的趋势。但药膳的形式，在历史上很早就有了。药膳是以药入食，中医营养学理论认为食物与药物之间没有什么明显的界限，不过在量的取用上区别是明显的。食物每日不可缺少，药物却不是这样，一般是有病才用药，剂量要求很严格。以药入食，主要还是为了使味道大多不佳的药物具备诱人的味道，以改变用药为用餐的方式，达到防病、保健、治病和康复的目的。

大约从唐代末年开始，一些食疗著作已不能满足于探讨单味食物的治疗保健作用，开始了复合方剂的研制，出现了一种新的医疗体系，由此具有现代意义的药膳出现了。药与膳的结合，将古代食疗学又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开拓这个新阶段的代表性著作，是唐代末年四川名医昝殷的《食医心鉴》。他的《食医心鉴》原为两卷，宋代后即已散佚。近代学者罗振玉游日本时，得到日本人由高丽《医方类聚》中采辑的辑本，共一卷。辑本大体可以反映出原书全貌，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所在。书中不像过去的食疗著作那样，只介绍单味食物的治疗作用，而是以病症分类，每类中开列数方或数十方。

昝殷在论述每类疾病之后，具体介绍食疗处方。这些食方剂型包括粥、羹、菜肴、酒、浸酒、茶方、汤、乳方、丸、脍、散等，选用食物以稻米、薏仁、大豆、山药、羊肉、鸡肉、猪肝、鲤鱼、牛乳最为常见。这可以称为初级药膳，如治心腹冷痛用桃仁粥；治五痢用鲫鱼脍；治痔疮用杏仁粥；治产后虚症用羊肉粥等。

到宋代时，药膳又有发展，应用也更加广泛。北宋初年编定的《太平圣惠方》及稍后出版的《圣济总录》，是两部重要的医药巨著，都分别有几卷专论食治。两书所列食疗方大多属药食共煮的药膳形式，分粥方、羹方、饭方、饼方、胜方多种。

宋代还有专为老年人写成的食疗专著，曾任县令的陈直，就撰有《养老奉亲书》一卷，为老年保健提供了许多食疗方。至元代又有邹铵的增补本，共四卷，更名为《寿亲养老新书》。《养老奉亲书》分饮食调治、医药扶持、四时养老、食治养老、食治老人诸疾方、简妙老人备急方等几部分，他在“食治养老序”中说：“人若能知其食性，调而用之，则倍胜于药也。缘老人之性，皆厌于药而喜于食，以食治疾胜于用药。况是老人之疾，慎于吐利，尤宜用食以治之。凡老人有患，宜先以食治，食治未愈，然后命药，此养老人之大法也。”这也应当是陈直撰写该书的初衷之一。

元代忽思慧的《饮膳正要》第二卷“食疗诸病”一节，述及药膳几十种，也极有价值。其他还有约150种饮馔，不少也属药膳之类，有汤羹、粥面等，有配料和制法，并注明所治病症。

现代热门的药膳，主要的也不外乎是粥食、面点、羹汤和菜肴，市肆上推出的多以菜肴为主，并出现了专营药膳的餐馆。常用的药膳有虫草鸭子、白果全鸡、黄芪炖鸡、米酒炒田螺、莲子猪肚、杜仲爆羊腰、百合粥、荷叶粥、马齿苋粥、茯苓饼、山药糕、当归羊肉羹、山药奶油羹等。许多病症都有药膳验方，许多人都在关心食疗，有比较深入的了解。不少医生与厨师也在不断开发新的药膳品种，出版了一些药膳食谱。

药膳虽好，不过推广有一些问题。如我们的《食品卫生法》规定，严禁在食品中加入药品，药膳岂不成为违法制品？为解决这个矛盾，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又特地开禁，公布了几十种可以加入食品的中药，如刀豆、大枣、干姜、山药、山楂、枸杞子、牡蛎、桂圆肉、百合、花椒、赤小豆、苦杏仁、昆布、莲子、木瓜、乌梢蛇、酸枣仁、栀子、甘草、罗汉果、肉桂、决明子、陈皮、砂仁、乌梅、肉豆蔻、白芷、菊花、藿香、沙棘、青果、薄荷、丁香、白果、香椽、茯苓、香薷、红花、紫苏等。当然还有更多的已入药膳却没有合格身份的中药，如何进一步合理地开发，是有关专家们正在探讨的课题。

药膳在国外也有，甚至比较盛行，被称为保健食品或健康食品。有趣的是，国外的保健食品中所采用的药物原料却是取自中药，有人参、枸杞、红花、意苡、枇杷、柿叶、葛根、大蒜等。

七百多年前马可·波罗从中国带到欧洲的不少保健食品，现今仍然畅行欧美大地。欧美市场上能见到许多中国传统保健饮品和食品，如菊花酒、竹叶酒、五加皮酒、人参酒、枸杞酒、木瓜酒、鸡蛋酒、蜂蜜酒、乌龙茶、橘皮茶、茯苓饼、八珍糕、薄荷糖、松子糖、姜汁糖、话梅和药橄榄等。中国的药膳药饮，越来越多地涌入国际市场，进入越来越多的西方人的饮食生活中。

三、润滑油的加注必须遵循什么原则？

油量应略低于机油尺上的刻度：机油对于引擎的运动来说实在是极为重要，因为它肩负着润滑和散热两大功能。因此，任何时候，对引擎来说，绝不要缺少机油。但过量的添加（超过标尺的上限）其后果很不好。机油过多，会增加曲轴的转动阻力，降低发动机的输出功率，并且那些过量机油会窜入燃烧室参与燃烧，造成车辆烧机油、冒蓝烟，以至油耗增加。

在添加润滑油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略低于机油尺上的刻度为宜。另外还要掌握机油的型号、季节、气候、发动机排量、技术性能等等诸多因素。所以，最好选择专业的汽车养护中心，经过对车子的精心判断，选择适用的机油，并且在养护工艺上精心操作，防止故障隐患。当然，一般汽车养护中心保养机油不会多加（成本控制），不过你自己带去的机油，汽车养护中心便不会太在意，这时你要留心别多加润滑油。

四、秘书机构的设置必须遵循什么原则？

会有不同的答案。仅供参考：

秘书机构设置是否规范、是否合理、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到秘书活动的效果，如果秘书机构不遵循一定的原则来设置，编制不一、机构庞杂、层次繁多、关系不顺、职责不清、范围过宽，会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工作效率，影响服务质量，阻碍机构运转和效能的正常发挥。因此秘书机构设置必须遵循规范化、科学化的原则。

(一)规范化原则

规范化原则，或叫法制化原则，就是机构必须依照有关的法律法规来设置、增删和调整，编制的审定也必须依照有关程序进行，不能搞主观随意性。目前在尚未有秘书机构设置规范的情况下，必须参照现有法律法规来设置机构。比如我国宪法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实行精简的原则”。据此，各级机关及单位团体的秘书机构必须遵循精简这一原则，这就要求人员要精干，要定员、定编，要裁减冗员，不滥设副职和虚职，同时要尽量简化层次，根据有关规定，一般分两层，最多不超过三层。因为层次过多，运转环节多，缺口也大，容易造成信息失真，以致影响工作质量。当然不能狭隘地理解精简原则，并非机构越少越好，凡独立单位都要设置必要的秘书机构，而必要的层次也是为了解决管理幅度过宽的问题，精简机构就是将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控制在最合理、最必要的限度内，使秘书机构轻便灵活、高效运转。

鉴于目前秘书机构设置差异甚大，有关部门也可以考虑制定有关规范，逐步解决秘书机构名称、数目、规格、层次、人数的不统一，克服上下左右难以对口联系的弊端，使秘书机构的设置逐步走上规范化的道路。

(二)科学化原则

秘书机构除了合法，还要合理，这就是遵循客观规律，设置尽可能适应工作需要的机构，这便是它的科学化原则。设置要合理，必须做到：

1.组织结构要科学

秘书机构内部组织结构必须遵循机关管理的客观规律，设置合理的层次和部门，分管有关工作，不能随意增加层次、增设科室，要使其内部组织协调一致，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能高效运转，很好地适应服务领导的需要。从现状看，秘书机构智囊系统比较薄弱，信息系统不够健全，协调系统不够完善，而事务性系统过分繁复，这些都需要调整到最佳的结构状态，以保证真正起到参谋助手的作用。

2.职责确定要科学

我国各级机关、各类部门工作性质不同，秘书部门在确定工作职责和服务范围时，应该和相应的领导机关相适应，根据机关特点来确定职责，如权力机关的贯彻落实工。

作，监督机关的检查督促工作，业务部门的综合工作，都应该确定工作的侧重点，同时确定职责，还要考虑到秘书机构因任务不定、职责不明，会造成忙闲不均，出现无人管或人人管的不协调局面，应对工作职责作科学的确定。

3.人员配备要科学

各类秘书机构在人员配备上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人员过多，或人手短缺，同样都会影响秘书工作效率。人员配备还要讲究“群体优化”，注意机构内人员之间知识的互补、心理的协调、才能的配合、性格的组合及年龄梯次的安排等。

五、cat等级测量工具必须遵循什么原则？

一般把电气工作人员工作的区域（或电子电气测量仪器的使用场所）分为四个类别：CATⅠ，CATⅡ，CATⅢ和CATⅣ，称之为CAT等级。它严格规定了电气工作人员在不同类别的电气环境中可能遇到的电气设备类型，以及在这样的区域中工作所使用的电子电气测量仪器必须要遵循的安全标准。换句话说，CAT等级就是电子电气测量仪器使用场所的安全等级规定。

六、井下斜井运输提升必须遵循什么原则？

答井下斜井远输提升必须遵循，行车不行人，行人不行车的原则。井下斜井运输提升必须把里边的人全部撒走后。并且上下联系好在运输的巷遵里确实没有上下人员后再进行操作工作。如果操作完后再进行轨道检修工作。定下检修时间检修完后再清点人员确认没人后方可运输。

七、创新管理应遵循的主要原则？

中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既是一种“过程创新”，也是一种“目标创新”。关于“过程创新”，理论界一般没有异议，但缺乏对这一判断所隐含原则的彻底澄清，否则企业制度创新过程中政府思维替代企业思维的错误倾向就不可能长期存在；关于“目标创新”，目前争论还比较多，致使许多企业在借鉴国外经验与兼顾本国国情的夹缝中不是“左右逢源”而是“左右为难”。遵循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原则，通过哈耶克“社会秩序二元观”〔1〕视角和新经济社会学（The New Sociology of Economic Life）的“嵌入性”〔2〕视角，我们试图对这样两个问题作出较系统的解释。

一、中国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是一种“过程创新”

一般来说，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规则”〔3〕，企业制度要想免受“外部规则”〔4〕的异化而按照自身的逻辑持续展开和成长演进，制度环境对产权原则、法治原则和合约原则的遵循是基本的制度基础和前提条件。由于较早和较好的具备了这三个条件，西方国家的企业制度变迁过程是自然成长型的；由于古代中国的制度环境在这三个方面均存在致命或严重的缺陷，结果使现代企业制度未从中国历史自发创新而不得不在近现代走上了一条制度模仿和推广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道路。

（一）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规则”

按照现代企业理论，企业制度作为企业合约的外化，本质上代表了企业各要素产权主体间就如何配置企业产权（主要是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而通过某种再谈判机制达成的动态博弈均衡。可见，现代企业理论仍主要沿袭了个体主义方法论的传统，把制度看作是企业利益相关者之间交易的博弈产生的“内生变量”。内生性的企业制度也可理解为哈耶克意义上的“内部规则”。

在哈耶克那里，“内部规则”作为其“社会秩序二元观”的基本范畴而与“外部规则”相对应。在给定知识分散化和经济人有限理性的前提下，哈耶克证明：（1）规则本身是一种共同知识，社会成员通过遵守规则来弥补理性的不足，从而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世界中决策的失误。制度可视为规则的具体化，因而规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概念；（2）内部规则是分散的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相互作用过程中自发形成和彼此认同的制度，外部规则是与“个人”相对应的“组织”（如政府）通过命令——服从关系来贯彻某种特定目的（往往是自身利益）而推行的制度。内部规则并非总是最好的，外部规则并非总是坏的；（3）与此对应，社会秩序演化存在两条主线：一方面，当事人在遵守内部规则的前提下自主行动，通过当事人之间的互动以及当事人与规则之间的互动形成一种自发的“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另一方面，组织为了特定目的，通过政治行为实施外部规则，形成一种围绕外生制度的外生秩序；（4）个人和组织之间、内部规则与外部规则之间普遍存在的互动关系，是社会演进的源动力，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的相互交织和具体关系格局构成现实的社会秩序；（5）由此，社会秩序的切入点是自发秩序和人为秩序的二元观，但由于组织同样要在一个更大的自发秩序范围内活动，因而内部规则和自发秩序比较外部规则和人为秩序而言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5〕

尽管社会秩序必然是二元的，但正常社会状态下，其内部规则必定占据基础性的地位并发挥主导性的作用。不过，由于内部规则具有自发性质，而外部规则多依托于组织而发挥作用，结果内部规则的形成和演进很容易会受到外部规则的影响。因此，为了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需要设定一系列的制度条件来保证内部规则的演化不会因外部规则的干扰而被异化。企业制度的创新及其演化也是如此。

（二）企业制度持续演进的基本制度条件

企业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内部规则”意味着：企业制度创新及其演进主要是一个企业基本逻辑自然展开和拓展的过程，而不是一个任何其它主体（包括政府）在替代性思维支配下进行主观设计的问题。从企业制度作为产权主体间通过再谈判机制达成的动态博弈均衡之代表的角度来看，企业制度创新及其演进需要三大基本制度条件。

1、产权原则

产权原则是说：各生产要素必须有其人格化的代表，或者，社会财富必须在社会成员之间进行明确的和排他性的分配。

产权原则是整个企业制度赖以成立并发挥作用的隐含前提。（1）企业所有权主要强调的是对财产实体的动态经营过程和价值的动态实现，资本所有权则侧重于对财产归属的静态占有和法律上的确认。因此，企业所有权主要是一个权利交易的概念，资本所有权是这种交易所以能够进行的前提条件。（2）产权原则决定了要素产权主体的经济理性是寻求其要素产权的经济价值实现的最大化，这为企业内各人格化要素之间交易的博弈提供了基本的动力来源。（3）产权原则也是企业内剩余权利配置方式进而企业制度的决定性因素。企业制度的具体状况取决于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谈判实力的对比格局，而其谈判实力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占有的生产要素的特性。可见，产权原则不仅是企业制度运行的逻辑前提，也是企业制度设置的重要决定性因素。所谓“有恒产者有恒心”，在此基础上，获利的预期才会变成确切可把握的现实，经济人理性才得以确立，产权交易才成为可能，企业制度创新也才获得了坚实的微观基础。张维迎曾提出“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认为企业家是一种特定的财产关系（即私有财产关系）的产物，没有这样的财产关系，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企业家，即是对产权原则的一种表述。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忽视了企业制度的产权原则前提，就等于忽视了企业制度建设本身。

不同产权约束条件对应着不同的外部规则与内部规则的均衡与演化路径（进而不同的经济绩效）：（1）产权主体缺位的情况下，内部规则变迁遭受外部规则的异化；（2）产权主体到位的情况下，内部规则变迁牵引外部规则的变迁；（3）产权主体不完全到位的情况下，内部规则、外部规则相互牵制，内部规则可能会逐渐发挥主导作用。

2、法治原则

产权原则是企业制度作为一种内部规则而言的逻辑起点，但一个没有良好执行和保护机制的产权制度安排，可能比没有这种产权制度本身更糟糕。因此对产权的保护至关重要。产权保护作为一种公共品主要是通过以国家“暴力潜能”为后盾的法律来实现的。这就是“法治原则”。

如果说产权原则是内部规则自然演进的动力源泉，那么法治原则则是确保内部规则演进不被异化的根本保障。法治原则包含两重相辅相成的含义。（1）虽然法律是一个社会至关重要的制度架构或平台，但法律本身并不是我们刻意而为的主观设计，相反而只应该是对以产权原则为起点自发衍生出来的内部规则亦即既存社会秩序的发现和确认，否则法律本身即失去了其存在的“合法性”；（2）虽然法律看来是出自于立法者之手并由国家来掌控，但既然其内容在本质上即是“人之行动而不是人之设计的结果”，那么作为其表现和实现形式的法律其立法和执法过程也理所当然只应当具有形式和程序性的意义。这喻示着：一方面，“法律先于立法”（哈耶克），亦即法律是立法者“发现”而不是立法者“发明”的；另一方面，统治的实施必须根据普遍的法规（亦即对内部规则的发现和确认）而不是专断的命令。这正是所谓“守法的统治”（亚里士多德）。

可见，坚持法治原则，不仅应当将基于产权原则的“权利”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更应当将国家或者政府的“权力”也纳入法治化的轨道。

3、合约原则

合约原则是企业制度作为一种内部规则而言的最直接体现。合约原则是一个古老的价值追求，内含有合意、正义、自由选择、自然秩序等理念。在博弈论的框架下，企业代表一种合作博弈的内生均衡过程，“契约为一种合意”〔6〕，合意亦即“一致性同意”，是指签约当事人意见一致的状态。合约的签订必须依据各方的意志一致同意而成立，缔约各方必须同时受到合约的约束。无论任何一方接受了特定的企业合约，就意味着它认为这个合约所规定的要素行为和利益，优于其它可能的合约。如果其中任何一方不满意合约条件，企业合约就不能达成。反过来说，以产权的明确界定和充分保护为前提，将企业合约视为利益相关者自由选择的结果，并且存在自由退出机制，则只要企业“存在”，它必然是“一致同意的”，即实现了给定约束条件下交易各方的最优选择，特定的企业合约或产权安排处于纳什均衡状态。

合约原则是企业制度的深层精神实质。当产权界定明晰且有法律的有效保护时，产权的平等交易就会取代产权的异化流动方式甚至产权的侵蚀和掠夺而成为产权主体面临约束条件下的必然选择，资本所有权才可能以一种被扬弃了的产权形式（企业所有权），从简单人与物关系的领域进入到人与人关系的领域，作为一种制度工具发挥着规制交易关系和促进激励兼容的功能。与此相适应，“平等”、“自由选择”、“合意”和“共赢”等普遍主义的理念，应当是得到大多数人认同并遵循的社会精神。

与合约原则相对应的是“身份”原则。从古代到近、现代，社会发展遵循了从“身份治理”向“契约治理”过渡的逻辑。一般来说，身份原则的必然后果是“政治资本主义”〔7〕或“”，这与合约原则所对应的一般“企业资本主义”相比而言是“反现代”的，与现代企业制度是背道而驰的，是一种必然会遭到淘汰命运的发展方向。因此，企业制度演进要趋向于现代的方向，也必须遵循“从身份到契约”的社会发展基本趋势。

（三）独特下中国企业的独特路径

分析表明，与西方社会不同，古代中国的制度环境在产权原则、法治原则和合约原则三方面均存在致命或严重的缺陷，结果现代企业制度未从中国历史自发创新而不得不在近现代走上了一条政府主导和制度模仿的强制性制度变迁道路。

1、产权原则状况及其后果

同西方国家从18世纪初就逐步形成并长期延续下来的产权制度不同，中国历史上一直比较缺乏明确界定且稳定的产权关系。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讲，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莫非王臣”，社会财产从来都是属于当权者的私有之物，而种种人身依附关系的存在也导致了一般民众独立人格的缺乏。即使在每朝开国伊始，人们可能会获得土地或其它形式的财产，并具有某种形式和某种程度上的剩余权利，但随着国家初期政策的“无为”、“休养生息”色彩的逐渐淡化，产权关系不断受到权力的侵蚀，产权边界不断进行重新界定，资本所有权分布逐渐呈现两极分化的态势（仅占有同质性人力资本的分散的民众——占有物质资本和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官僚阶层），“均贫富”、“耕者有其田”等口号被一再的提出，以大规模社会冲突为表现形式的产权关系重新安排的过程一次再一次的复制，于是，社会也就一次再一次的退回到最初的起点。当然，以产权交易为基础的企业组织，虽然也可能曾经创新出过原始的制度形式，却终究难以获得可持续的演进。

2、法治原则状况及其后果

诺思（North）、泰格（Tigar）和利维（Levy）等人的研究〔8〕表明，产权结构和法律制度一同奠定了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可是，古代中国历史上几乎不存在旨在保护产权和调整经济生活的法律框架，这严重不利于作为内部规则的企业制度的创新和演进。布迪（Bodde）的研究〔9〕表明，中国古代的法律（成文法）完全以刑法为重点。对于民事行为的处理，要么不作任何规定，要么以刑法加以调整。保护个人或团体的利益，尤其是经济利益免受其它个人或团体的损害，并不是法律的主要任务。而对于受到国家损害的个人或团体的利益，法律则根本不予保护。也可以说，在古代中国，法律的基本任务是政治性的，是社会本位而非个人本位的，是国家对社会和个人施行严格政治控制的手段。事实上，在“均田制”、“均贫富”的普遍理想和改朝换代之际常对土地等生产要素进行大规模重新分配的实践背后，掩盖的是没有保护装置的产权结构。既然产权缺乏法律的有效保护，既然国家是一种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存在，那么社会的技术进步、投资愿望就会受到遏制，“小富即安”就成为一种普遍的理想，企业组织拓展和企业制度演进的内生驱动力量不仅大大打了折扣，而且也很容易受到政府组织所供给外部规则的影响而被异化。

3、合约原则状况及其后果

西欧国家自古以来就普遍奠定了基于产权原则和法律原则之上的平等契约关系和理念。但在中国，如费正清（Fairbank）和赖肖尔（Reischauer）等人的研究〔10〕所指出的，取而代之的是普遍存在的身份原则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强调尊卑上下、带有浓厚“亲亲色彩”的礼治社会秩序和精神。与此适应，中国社会成为分散的个人的集合而与中国独特的官僚政治体系相对应，形成一种独特的官民二重结构，并一直持续许多个世纪。

与此适应，一方面，获益机会主要分布于社会身份上层的状况，再加上缺乏法律保护的产权结构，决定了社会成员（士农工商）的行为选择理性与社会资源的流向。史实表明，在历史上拥有异质性人力资本的“士”和拥有物质资本的“商”，它们都少有将自有资源投向经济方向的激励，而是主要用之于与身份上层结构有关的各种渠道（如科举、红顶子商人对官府庇护的寻求等）。另一方面，在特殊主义大行其道的社会中，人们彼此认定的都是具体的人，而不是什么一般性的原则或法律条文。作为一切买卖关系之基础的信赖，大多是建立在亲缘或类似亲缘的纯个人关系的基础之上的。结果政治与经济组织形式的性质完全依赖于个人的关系，以至于所有的共同行为都受纯粹个人关系尤其是亲缘关系的包围与制约。这暗喻着：（1）身份是决定广义上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配置结构的关键变量；（2）纵向的身份导向和联系而不是横向的经济（狭义）导向和联系；（3）分配性的努力大于生产性的努力。显然，身份原则事实上主要起到了阻碍组织拓展和制度变迁的消极作用。

据上述可以判断，中国古代的历史：（1）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部规则统御整个社会的历史，外部规则和内部规则对比一直是一种非常不对称的状态。三大原则的缺失，使内部规则演化失去了必需的微观基础和基本的动力源泉，而外部规则则凭借国家“暴力潜能”轻而易举的得到推行、贯彻甚至泛滥。（2）在古代中国，企业制度最基本的外部制度基础或者前提条件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因而，企业成长、企业组织演进面临来自内、外部的诸多约束，作为内生规则的企业制度创新的“内生过程”无法获得坚实的微观基础，不可能进行可持续的演进和拓展，并且也经常受到外部规则的干扰和异化。其结果，在周期性的社会动荡中，企业组织生生灭灭；在一次又一次的制度复制过程中，很少有新制度增量的产出和积累，原始企业制度低水平循环，现代企业制度无从创新。（3）制度本身从终极意义上讲应当是内生的，考虑到制度变迁的财富效用和溢出效应，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制度变迁背后必然存在着更深层次的有关利益博弈的因素。分析表明，与“纺锤型”的社会结构不同，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种二重结构〔11〕：一方是垄断了暴力潜能的国家及其规模庞大的官僚体制，另一方是分散且没有完全独立的民众阶层。在现代社会，制度变迁往往是一个在政治市场上发生的公共选择过程；而在古代中国，制度变迁主要是一个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由于缺乏一个中间阶层，这种严重不对称的社会格局就必然会造成外部规则严重扭曲内部规则的非均衡制度格局。由于非均衡能量长期不断积累且得不到中间阶层的有效中和，结果，遵循同样的逻辑，从一个极端振荡到另外一个极端，大规模的社会变迁过程周而复始，制度复制而不是制度创新的过程反复上演，因而中国历史长期停滞不前。

八、15世纪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包括？

1、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坚持和完善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机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提高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能力和水平，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2、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始终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人民根本利益，激发全体人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促进社会公平，增进民生福祉，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坚持新发展理念

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4、坚持深化改革开放

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坚定不移扩大开放，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破除制约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的体制机制障碍，强化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有利于调动全社会积极性的重大改革开放举措，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

5、坚持系统观念

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坚持全国一盘棋，更好发挥中央、地方和方面积极性，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挑战，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

九、会计科目应遵循的原则包括什么？

（1）合法性原则：要求所设置的会计科目应当符合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主要是为了保证会计信息的可比性。　　说明：对于国家统一会计制度规定的会计科目，根据自身的生产经营特点，在不影响会计核算要求和会计报表指标汇总，以及对外提供统一的财务会计报表的前提下，企业可以自行增设、减少或合并某些会计科目。　　（2）相关性原则：要求设置会计科目时，充分考虑会计信息的使用者对本企业会计信息的需要。主要是为了提高会计核算所提供的会计信息相关性，满足相关各方的信息需求。　　（3）实用性原则：要求在合法性的基础上，根据企业自身特点，设置符合企业需要的会计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