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杀警事件如何评价(湖北杀警事件如何评价这个案件)

一、如何评价小红书事件？

小红书事件指的是2021年5月，小红书涉嫌泄露用户个人隐私信息，中国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对其下架整改的事件。以下是我的评价：

首先，保护用户隐私是互联网企业的一项基本责任。在当今信息时代，个人信息是非常宝贵和敏感的资产，如果被滥用或泄露，将对用户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因此，小红书涉嫌泄露用户个人隐私信息是不能容忍的。

其次，小红书事件也反映了互联网监管的必要性。在互联网企业日益壮大而难以监管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加强对其的监管和管理，确保其符合法律和道德的要求。小红书事件虽然给用户和企业带来了一些不便和损失，但也促使了政府和企业更加重视数据安全和隐私保护，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是一件好事。

最后，小红书事件也提醒了用户在使用互联网产品和服务的时候需要保持警惕，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和安全。用户可以通过使用强密码、隐私模式、不泄露个人隐私等方式，保护自己的信息安全。同时，也可以对于违反用户隐私的企业提出举报和投诉，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二、如何评价华大基因事件？

这种事是华大与王德明之间矛盾，解决矛盾需要有智慧，有方法，协调，解决双方矛盾。但绝不允许违法，反对用下流手段和不道德行为激化矛盾。

三、如何评价汾河湾事件？

车祸版《汾河湾》完全就是舞台事故。这一点不论是郭老师还是于老师都在采访中承认过，而且自车祸版《汾河湾》之后，德云社明令禁止酒后登台。在此之前，不说嗜酒如命的于老师，就是郭老师都承认过自己喝完白酒还能涨两个调门，在此之前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喝酒之后会出这个问题，还引以为傲。在次之后，这种问题也再也不会出现了。

这种节目在我看来可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被一部分观众定性为经典，大多可能是调侃的成分。我觉得从节目效果上来说，这个节目与《秦琼卖马》有异曲同工之妙，大多数普通观众第一次听的是个乐呵，根本也无暇顾及作品的艺术性和还原度。而这一版的汾河湾确实很好笑，这对于商演来说完全足够了，一听一过的事。

而对于懂行的老观众，听过原版的人来说，车祸版《汾河湾》的乐趣就在于看醉酒的于谦在台上说错词，挤兑郭德纲，三分逗七分捧的淋漓尽致，再看郭德纲怎么把活拉回来。而且在这一版的汾河湾中于老师的舞台表现力极强，尤其是摔椅子那一下，可以说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也不得不佩服两位老师的舞台功底，一个喝醉了还能记得住大概，一个能把千疮百孔的窟窿都堵上。如果换俩人，估计这场就真的砸了。

最后说一下结论，这种类似车祸版《汾河湾》的节目，可能是最后一个了。以后再也见不到了。。

四、如何评价电影《大事件》？

影片讲述了香港警察在一次失败的任务后如何同悍匪对峙，挽回公众信心和重新树立形象的故事。杜琪峰凭借此片于第42届台湾金马奖获得最佳导演奖。 影片评价

正面观点：

演员

杜琪峰在配角阵容里虽可看见林雪、任达华、邵美琪等熟面孔，但主角却是以往从未合作的任贤齐、张家辉和陈慧琳。3位主演以往的角色偏于类型化，给人感觉深度不够、演技平平，杜琪峰起用他们，大量用长镜头、大场面运镜，挖掘出了这3个演员的另一面。

有两位劫匪由内地演员尤勇、丁海峰担纲，是表演最出彩的角色。丁海峰台词极少，但冷悍的肢体语言和眼神很有说服力；尤勇表面的冷静给人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与任贤齐在厨房共同掌勺的那场戏，更将两个大盗的个性表现得淋漓尽致。 故事情节：

警匪对峙的故事情节以往的电影讲得已够多，但杜琪峰选择了新鲜的角度插入，正邪双方运用媒体大打心理战的情节，观众却见得很少。一切为“秀”的举动，正是正邪两方的谈判和拉锯，似曾有理，却着实荒谬；似曾相识，又十分新鲜；看似光鲜，也非常残酷。

影片风格：

《暗战》、《枪火》、《PTU》都是涉及到枪、黑帮的影片，但很少听见枪声，总是用场面的调度和人物动作折射角色心理，并用深蓝色调烙下明显的影像痕迹。然而《大事件》不是。《大事件》一反香港动作片传统，不以精心设计的动作出位，偏走纪实道路，宛如一部粗剪而成的新闻纪录片，让事件本身的节奏成为最大的噱头。

媒体一再炒作的“长镜头”正是这一风格的写照。影片一开始的写实长镜头初看漫长得近乎无趣，但场面偏营造得极为真实。大楼对峙战中，颗粒感十足、纯用自然光的画面，更像煞了新闻纪录片。杜琪峰是个善求自我突破的人，也善于将这种突破体现在演员和影片中。《大事件》再一次颠覆了他自己以往的风格，给人新鲜感受。 反面观点

演员

任贤齐的表现未如人意，诠释大贼的处危不乱、料敌先机已够吃力；再演绎这种男性情感戏，同样不见动人之处。与他类似的是陈慧琳和张家辉，指挥若定的高级女警与拼命莽撞的重案组长角色，虽可见演出卖力，于他们自身也算最佳发挥，但整体感觉就远不如林雪、邵美琪、张兆辉、任达华几位杜Sir旧部来得精彩传神。

题材

《大事件》在题材和视点上让人眼前一亮，但是片中事件产生的根本原因和传媒积弊所在，影片并未深挖到底。影片对于传媒的态度更偏于否定，影片在立场上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传媒的对立面。

整体

《大事件》尽管比杜琪峰之前作品多了新鲜感，实际却少了几分个人特色。平媒介入警匪斗智，又有全港警察总动员的大阵仗，不过是平添许多热闹及黑色趣味，与影片情节并未产生化学反应，反不及游乃海编剧的《枪火》、《PTU》于简单中见错综的意味悠长。而此次老杜一改以往拍静态枪战戏的手法，大拍火爆激烈的枪战场面，亦令不少观众以为本片不如《枪火》风格明显，似乎过于商业大众了。

五、如何评价杨紫被黑事件？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杨紫被黑是有原因的。黑杨紫的人除了职业黑粉就是杨紫炒过CP的明星的粉丝和一些CP粉，细观杨紫的成名历程，会发现她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男星炒过CP，也许有人说杨紫并没有明确表态，都是粉丝们的一厢情愿，在自娱自乐，对于这个说法我是不信的，没有刻意的引导和炒作是不会这么大范围的议论的。

首先讲一下职业黑粉，这些人一部分是被人雇佣来故意抹黑杨紫的。更多的人是那些为了流量的自媒体人员，自媒体是靠阅读量（流量）来生存的，比如说，黑一个人气高的明星的文章，这个明星的粉丝看到标题就会点进去看，看完就生气要评论，这样一来阅读量和人气就有了，自媒体也就可以赚到钱，这些是职业黑粉中的主力。

然后讲一下其他明星的粉丝，杨紫的成名历程中和张一山、邓论、王俊凯、肖战等人炒过CP，这些明星的粉丝会有一部分看好这对CP，就成为了杨紫的粉丝，当杨紫换下一个明星炒的时候，上一个明星带来的粉丝会有一部分变成黑粉。比如说，当年杨紫和张一山炒的火热，一部分张一山的粉丝成为了杨紫的粉丝，后来杨紫又和邓论、王俊凯等人炒CP，张一山被用完丢到角落里，张一山的粉丝能不黑杨紫？因此，随着炒作CP越换越多，杨紫的黑粉就越来越多，黑杨紫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最后说一下CP粉，虽然杨紫从来没有承认组过CP，但是还是有一部分的CP粉的，比如说看好张一山和杨紫在一起的CP粉，当他们粉的CP不存在了，这些CP粉并没有烟消云散，而是化身成了杨紫的黑粉

六、哈尔滨张松事件如何评价？

2月8日15时40分，两名社区工作人员在安吉街附近执行疫情防控任务时，发现一男子未戴口罩，社区防疫工作人员提示其应佩戴口罩，遭到该人辱骂和恐吓，其拒不听从规劝，并自称是“市公安局”的。社区工作人员使用手机录制视频后传至安吉社区微信工作群，后被人传至微信朋友圈并引起大量网友关注。视频传播后，哈尔滨市公安局迅速反应，责成道里分局迅速开展核查调查工作。

涉案人张某，男，1989年生人，居住地：哈尔滨市道里区，无业。

哈尔滨市公安局迅速抽调精干警力，当日20时20分将张某传唤至派出所。经查，张某对其谎称系市公安局工作人员，辱骂、恐吓规劝其戴口罩的社区防疫人员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哈尔滨市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条之规定，对其行政拘留十日并处500元罚款。

他这个人看来一直就挺能装X，有话说得好：装X遭雷劈，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但这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典型的屁大的本事没有,劳资就是狂,怼人,有面儿!

七、扁鹊事件评价？

扁鹊（活动期公元前4世纪初）中国战国时期的医学家。学医于长桑君。有丰富的医疗实践经验，反对巫术治病，总结前人经验，创立望、闻、问、切的四诊法。

他遍游各地行医，擅长各科，在赵国为“带下医”（妇科），至周国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入秦国则为“小儿医”（儿科），医名甚著。后因医治秦武王病，被秦国太医令李醯妨忌杀害。

在《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战国策.卷四秦二》里载有他的传记和病案，并推崇为脉学的倡导者。

据《汉书.艺文志》载，扁鹊有著作《内经》和《外经》，但均已失佚。

八、七君子事件评价？

1936年10月以后，抗日救亡运动更加广泛深入地发展，趋向高潮，显示出强大的声势和威力。此时，日本方面不断向国民党当局施加压力，要求取缔抗日运动，逮捕沈钧儒等救国会负责人。国民党既慑于日本的压力，又对人民群众抗日救亡运动感到惊恐，再也无法容忍，于是镇压开始了。

一、“七君子”被捕

11月23日凌晨2时许，上海市公安局派出八个特务小组，会同英、法两租界的捕房西探，分别到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陶行知的家里捕人。除陶行知因已先期出国，未遭逮捕外，沈钧儒等七人同时被捕。

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三人被押到公共租界静安寺巡捕房，沙千里押于爱文义路捕房，邹韬奋、章乃器、史良则押于卢湾区法租界巡捕房。沈钧儒在寒风凛冽的深夜在捕房看守所冰冷的水门汀地上坐了一夜。

由于害怕舆论谴责，上海市公安局通令各报不许登载沈钧儒等七人被捕的消息。

但《立报》和《华美晚报》于当日在第一版以显著位置披露了这个消息。《立报》的报道极简单，连七人的名字都未敢刊出，《华美晚报》则较详尽，还登载了他们的简历。随后上海及全国各报相继作了报道。

上海市当局不得不于25日正式公布沈钧儒等人被捕的罪名说：“李公朴等自从非法组织所谓‘上海各界救国会'后，托名救国，肆意造谣，其用意无非欲削弱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近且勾结赤匪，妄倡人民阵线，煽动阶级斗争，更主张推翻国民政府，种种事实，均可复按。

政府当局年余以来，曲加优容，苦口劝喻，无如彼等毫不觉悟，竟复由言论而见诸行动，密谋鼓动上海罢工，以遂其扰乱治安，颠覆政府之企图，业经查有实据。现值绥边剿匪吃紧之际，后方尤应巩固，不得不行使紧急处置，以遏乱萌。”这是捏造的莫须有的罪名。

23日上午7时，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四人被解送到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简称高二分院)受审。邹韬奋、章乃器、史良则被送到高三分院受审。10时，高二分院第一庭提审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审判长宣布：“本案情节重大，禁止旁听。”

二、莫须有的审判

上海市公安局侦队的薛士林代表公安局作为原告，指控沈等有“反动嫌疑”，“鼓动工潮”“危害民国”等罪，但拿不出任何犯罪的证据，又未具备公文，却要求移提(引渡)到内地法院。沈钧儒等当庭驳斥了公安局代表的诬蔑之词，并对非法逮捕提出抗议，表示坚决反对公安局违法移提。

依据上海法国租界和中国政府协定，除中国的司法机关无需证据即可向捕房和特区法院移提人犯外，像公安局一类的机关必须有证据才能移提。

三名被告的九位律师张以藩、张耀曾、俞钟骆、陈志皋等轮流进行辩护声明：

“一、搜捕时无法院捕状，违反特区法院决定；二、被告等所犯为‘爱国未遂罪’，毫无其他证件，应立予开释。”

法院被迫裁定：交责付律师保释，改期再讯。于是沈钧儒和李公朴、王造时先行退庭。当他们于中午12时走出法院时，守候在大门外的群众，向他们热烈鼓掌欢迎。

接着，审判长审问仍未保释的沙千里：

“为什么组织救国会?”沙答“为的是救国，因为现在国难正殷，为保全国家土地主权之完整，凡属国民一分子，均应同尽国民之责任。”问：“罢工事你干干预吗?”答：“我不知道。”

沙千里据理指出公安局代表的指控“全属虚罔，毫无根据”，蔡六乘等三位辩护律师也指出捕房拿不出犯罪的证据和事实，没有拘票逮捕罪责不明的公民是违法的，法庭不应当违法移提。法院也被迫作出交责付律师保释的裁定。

章乃器、邹韬奋、史良于下午4时在高三分院受审。法庭第一个审问章乃器，审判长问他曾否煽动上海日商纱厂罢工。他大声地答道：

“我觉得很惭愧!因为我的力量还不够!倘若我有力量煽动日本纱厂罢工，我要很骄傲地回答审判长：我曾经煽动日本纱厂罢工!”审判长问：“你如果有力量，是要煽动的，那你至少是同情的。”

章乃器毫不加思索地说：“是!中国工人在日本纱厂所受的虐待，和猪一样，请审判长问一问全法庭的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对于本国同胞遭受到侵略者这样惨酷的待遇，谁不表同情!”

在审问邹韬奋时，他坦白承认自己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行委员，深信参加救国运动是光明磊落的事情，用不着隐瞒。关于他和沈钧儒等三人联名发表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以及毛泽东的回信，涉及和共产党的关系问题，他认为此文所主张的是全国团结，一致对外，有原文可按，谁都可以看，可以评论。检察官当庭认为这不能作为犯罪的证据。

关于是否参加煽动上海日商纱厂罢工问题，邹韬奋说他所做的只是捐了一天的薪水所得，救济在纱厂里过着牛马生活，罢工饥寒交迫的同胞。法捕房律师也当庭宣称，捕房政治部曾经把所搜去的印刷品研究一番，觉得只是爱国文字，没有犯罪的证据，不允许公安局移提。史良审讯的情况基本相同。结果三人均由责付律师保出，于当夜8时回家。

三、七君子的再次被捕

沈钧儒等刚刚出来几个小时，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又以从前拿获的共产党员供认沈钧儒等是救国会委员，有共产党嫌疑的口供新线索为借口，致函高二分院说：“查反动分子沈钧儒、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业由捕房捕获解送贵院，并经讯问后交保定期再审在案，兹据确报，该沈钧儒等即有逃亡之虞，应请立予拘案，免生意外。”

高二分院又立即发出拘票，于当日深夜再次将沈钧儒逮捕。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五人也同时分别被捕或自动投案，与沈一同被羁押在捕房监狱。高三分院书记官孙瑛事先打电话把这一消息告诉史良，史良立即用电话通知沈钧儒、沙千里等人，叫他们赶快躲避，自己随即逃离寓所，前往陆殿栋一亲戚家避难。

24日，高三分院审理时，公安局代表杨福麟指控说：“从前拿获的共党都说本案被告等是救国会委员，从前打伤警察的人犯亦说被告等是救国会委员。被告等阳假救国为名，阴施捣乱工作。”

事实上，公安局与法院早已串通，沈钧儒等庭审后，就被公安局移提过去了。章乃器、邹韬奋也于27日上午从上海地方法院移送上海公安局。

按照《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八条第二项规定：“人民因犯罪嫌疑被逮捕拘禁者，其执行逮捕或拘禁之机关，至迟应于二十四小时内移送审判机关审问。”沈钧儒等被押解到公安局以后一直没有进行审理，引起社会各方面的责难。11月29日，上海市公安局长蔡劲军找沈钧懦谈话达三小时。沈等要求恢复各人自由，蔡答：“未奉命不敢擅专。”

对公安局要求解散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则答称，这是大家讨论决定成立的，他们无权解散。

12月4日下午1时半，公安局立即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六人解送吴县(今苏州)横街江苏高等法院看守分所羁押。12月30日，史良去苏州投案，被羁押于司前街女看守所。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随后，国民党又在南京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委、南京救国会负责人孙晓村和曹孟君；在镇江逮捕了罗青、张仲勉、陈道弘、陈卓，查禁和没收了大批书刊。全救会执行委员、著名的爱国老人马相伯也被从上海移至南京居住。

四、为何要逮捕七君子？

1、日本的胁迫

材料充分证实，逮捕沈钧儒等救国会领袖是在日本的压力下，由南京政府直接下令进行的。8月10日，上海日本报纸《日日新闻》登载：

日本领事寺崎为上海市民学生缉私抵制日货事访问市府秘书长俞鸿钧，请求严厉取缔一切抗日救国团体。

10月28日，该报又登载消息：

“最近南京政府拟对上海抗日救国联合会加以弹压，即上海抗日救国联合会近来积极活跃，企图结成抗日救国阵线，但国民政府最近以中日国交调整名目，以中国共产党叛变者刘华(假名)之中心人物，召集上海蓝衣社指导部之‘上海特区最高会议’，讨论如何弹压抗日救国分子，最后决议如下：

一，将王造时、章乃器、邹韬奋等数十名之抗日救国联合会首脑部，以对付史量才之手段，处以死刑。二，收买抗日救国联合会内之动摇分子，使其发生内部分化作用。三，绝对禁止抗日救国联合会一切言论、出版、集会等公开行动。”

《救亡情报》指出这是制造谣言企图挑拨政府与救国阵线的恶感，但实际上也如实反映了日本要求取缔救国会，压制救国运动的真实意图。对此，全救会于10月30日致电国民政府和各党政要人，并致函上海市市长吴铁城，要求明令宣示保护救国运动，严词驳斥日报造谣，不要“中其奸计，以期上下同心，共赴国难”。

11月中旬，正当上海日商纱厂工人大罢工进入高潮时，日本驻沪领事又向上海市当局提出消灭救国运动三项要求：

一、逮捕沈钧儒等七领袖；二、解散救国会；三、取缔日商纱厂罢工、上海市当局也担心罢工扩大，形势恶化，局面不可收拾，要求公安局、工部局协助逮捕救国会负责人。

18日，日商丰田纺织公司船津总务到上海市政府会见市长吴铁城和秘书长俞鸿钧，提出要“取缔隐藏在罢工背后的赤色分子”。

同日下午，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派领事寺崎找俞鸿钧说，这次丰田纱厂罢工是“一次远远超出劳动纠纷的暴动，其背后有抗日救国会共产分子领导”；提出：

“(一)逮捕抗日救国会的幕后人章乃器(原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沈钧儒(律师)、李公朴等五人；(二)搜捕共产党；(三)镇压各大学内的危险分子(特别是参加暴动的大夏大学)；(四)逮捕暴行犯等。”

俞鸿钧表示：第一条，“沈等同为市政府严加注意之人，只是鉴于他们的社会地位等，正等待确凿证据以便逮捕”。(寺崎说要等待确证，“会遥遥无期的，对此，中方应加以考虑”。)第二条，搜捕共产党应该实行。第三条，镇压各大学内的不稳定分子“已安排完毕”。第四条，“暴行犯还未逮捕一人，是怕事态恶化，目标确定后，很快就会逮捕”。俞还特地感谢日方出动海军陆战队的协助。

寺崎警告说：

“为不使此次事态扩大而隐忍自重，以求无事，将来如果发生同样的事件，说不定会发生不测的情况。”

寺崎随即向工部局提出了上述同样的要求。

23日逮捕沈钧儒等七人的当天上午，俞鸿钧秘密通知寺崎，说明这次在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逮捕是“不顾法律常规进行的，鉴于这种逮捕引起的反映，希望不要在报上发表这一消息”。同日下午，若杉总领事会见吴铁城，吴谈了这次逮捕“所费苦心”，表示“无论如何尽了最大努力”；若杉“对其努力表示感谢”，上引的日文材料，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若杉给外务大臣有田八郎的密电，充分说明日本插手“七君子”事件的幕后活动情况。

宋庆龄当时指出：“任何理智清晰的人士都明白，这种逮捕以及这些罪名都是由于日帝国主义者的影响所致。”

2、蒋介石的背后支持

上海市政府吴铁城、俞鸿钧等之所以敢于逮捕爱国领袖，除了日本的压力外，还因为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在背后支持。11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代表唐豹及律师詹纪凤在法院提审沈钧儒等人时均明白声称：

“各被告均有共党嫌疑，奉中央密令拘捕。”“本案系奉南京密电令拘。”

沈钧儒等人被捕后的第三天(11月26日)冯玉祥曾密电蒋介石，认为沈等热心国事，设立救国会，宣传救国，并非如某些人所指为共产党和捣乱者。“其存心可为一般人所谅解，今若羁押，未免引起社会之反感，而为日人挑拨离间之口实。拟请电令释放，以示宽大。”

12月3日，蒋复电说：

“沈钧儒、章乃器等诸人，有为中(蒋自称，下同)所素识者，亦有接谈数次者。前曾以国家大势，救国要义，向之详切劝导，乃彼等不唯不听，而言论行动反日益乖张，若非存心祸国，亦为左倾幼稚病，中毒已深，故尔执迷不悟。近更乘前方剿匪紧张之时，鼓吹人民阵线，摇惑人心，煽动罢工，扰乱秩序。中处迭据确报，沪上罢工，其经费均由章乃器以救国会经费散发，每日七千元，其背景可知。若非迅予制裁，不特破坏秩序，危害民国；即彼等自身，亦必重陷于不可赎之重大罪恶。

值此国难严重，固当集中心力，爱惜人才，但纲纪不能不明，根本不能不顾，故此时处置，正所以保全彼等，使不得更趋绝路以祸国。中意除依法惩处，不令放任外，仍当酌予宽待，以观其后。务望兄等同此主张，以遏乱萌，而正视听。”

蒋还曾对人说：

“我对他们是很客气的，谈了话还请他们吃饭；可是他们反而闹得更凶了，所以只好逮捕了。”陈布雷回忆说：“所谓人民阵线沈、邹、章、李等七人之被检举案亦发生于此时，各方为之营救，来电颇多不明立场者，蒋公均命以严正凯切之词复之。”

九、大沽口事件评价？

160年前的三场大沽之战，从1858年始，每年一仗，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大沽口一失京师门户即洞开。这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挟工业革命巨大的科技优势和压倒性的武器装备优势，对仍处于冷兵器时期的农业国家进行的一次非正义的、恃强凌弱的侵略战争

160年前，清军先后开展了三次抵御英法联军侵略的大沽之战。长期以来，由于近代中国战争频仍，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大沽口之战在某种程度上被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其实，大沽之战可谓晚清国运的重要转折点，也是导致清政府权威走向没落的开始。

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满朝上下“后知后觉”

19世纪中期的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

从国内局势来看，咸丰元年就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两年多时间里，太平军就占领了南京、建立起政权。江南繁华之地尽毁，清廷统治面临严重危机。

从外部环境来看，西方列强挟工业革命之威在全世界攻城略地，弱肉强食俨然成为世界之趋势。其中，英国、法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胜了沙俄，印度彻底沦为英国殖民地；美国与英法勾结，极力谋求在华特权和利益；沙俄也将侵略重点聚焦到远东地区。

对这一时期的晚清政府而言，无论是国内形势，还是国际局势，都是非常糟糕的。一方面，与太平军战事正紧；另一方面，西方列强虎视眈眈。在鸦片战争中败北后，清廷更是被迫与侵略者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不仅割地赔款，而且丧权辱国。随后，法美等列强也趁机跟进，分别与清廷订立不平等条约。

一种观点认为，历经康乾盛世的大清帝国，从中国历史的纵向比较来看，并不至于太差；仅以人口指标来衡量，也能够说明彼时大清国还算强盛。正因为如此，清朝中前期对各种边患可以说应付自如。

但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所面对的最大外来威胁，是来自经历了工业革命的西方列强。割地赔款换来的只是暂时的平静，更大的问题与威胁依旧摆在那里。可惜的是，清政府整体上缺失忧患意识，满朝上下对于西方列强的图谋野心更是后知后觉。曾国藩对洋人的评价仅限于“性同犬羊，贪求无厌”；当得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他也是寄希望于英国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

西方列强挟工业文明之优势席卷全球，恨不得全世界都成为自己的殖民地与资本市场，怎么会容得下一个地大物博的古老中国独善其身？这块巨大的蛋糕，谁不想吃上一大口？历史证明，短暂的平静之后所要面对的是更大的灾难和屈辱。从这个角度来说，可怕的并不是西方列强，而是根本不知道也不愿意面对威胁，更不知道如何应对这种威胁。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边打边谈边恐吓的策略非常明显

鸦片战争以后的十多年间，西方列强虽然以枪炮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但最终结果远未达到预想的效果。比如，英国在对华贸易方面就距离其想象有很大的差距；再如，广州虽然已辟为通商口岸，却在英人入城问题上一直没有达成协议。

在这样的情况下，西方列强自然而然地将修改现行条约作为攫取更大在华利益的手段。1854年，英国向清廷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条约》的要求，主要涉及全面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进出口货物免交子口税以及公使常驻北京等内容。法国、美国随后也提出了类似要求。

由于修约要求非常苛刻，不出意外地遭到清廷拒绝。修约这条路无法走通，列强就想到了通过战争恐吓乃至直接发动战争的手段。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起因，表面上由于修约而起、以订立新约而终，根子上却是西方列强对中国更大侵略主张的实现手段。

纵观整个战争过程，英、法、美、俄等列强采取了边打边谈判边恐吓的策略非常明显。一些研究者提出，所谓西方人来到中国的初衷是要做生意，并且嘲讽清政府没有契约精神、不遵守合约条款，从而导致列强不得不采取战争手段以达到目的。这样的说法实不应该，也与史实不符。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中评论引发鸦片战争的动因时说：“其实英国在要求外交平等及商业机会等方面代表了西方各国的愿望。如果不是英国，那么别的国家也会这么做的。至于英国在华贸易的重点是鸦片而非茶叶或其他什么商品，这只是历史的巧合罢了。”

也就是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原因引起了战争，最关键的原因仍然是表象背后的东西，即最大限度地打开中国市场、改变贸易逆差状况。所谓的契约精神、谈判折冲、谈判技巧等，都不足以否定列强攫取不当利益之实。对于这些，我们一定要搞清楚。尤其是历史学者，一定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不要假装客观、理性，而曲解和歪曲历史。

暂时的军事胜利，竟让人幻想列强知难而退、罢兵言和

三次大沽之战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局部战争，却影响了整个战争的走势。大沽口即白河口，位于今天津东南50公里的海河入海口处，距北京约170公里，东濒渤海，西邻海河平原，隔河与塘沽相望。大沽口“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有京津门户、海陆咽喉之称，是明清时期重要的海防要塞。

1858年3月，英、法、美、俄四国公使同往上海要求修约遭拒后，即集结军舰北上天津。4月，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廷，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谈判。列强要求再次遭拒后，于5月挑起第一次大沽之战。

当时，英法联军2000余人、舰船20余艘，用两小时就击溃了清军并摧毁大沽炮台。大沽失陷第二天，咸丰皇帝慌忙派出亲信大臣、剿灭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名将僧格林沁驻防通州，以防范联军继续北上。

此后，英法联军威胁进攻天津，清廷被迫与英法美俄四国分别签订《天津条约》。《天津条约》是《南京条约》后清对外签订的又一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天津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中法《天津条约》共四十二款，附约六款。主要内容是，公使常驻北京；增开多处通商口岸；外籍传教士得以入内地自由传教；外人得以入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

俄、美公使则利用“调停人”身份，以狡诈手段分别与清廷签订中俄《天津条约》十二款、中美《天津条约》三十款，攫取了除赔款外与英、法所得几乎一样的侵略特权。中俄《天津条约》第九款还特别规定，两国派员查勘“以前未经定明边界”以及“务将边界清理补入此次和约之内”等款，从而为沙俄进一步掠夺中国领土埋下了伏笔。

第二次大沽之战发生在1859年6月。当年为《天津条约》批准书互换期，英、法、美公使却拒绝清廷在上海换约的要求，率2000余人、21艘大小舰只于6月20日到达大沽口外。接着，又拒绝清廷北塘登陆换约的通知，蛮横坚持经白河入天津进京换约，并要求清政府限期撤除白河防御。

6月25日，英军司令贺布率舰队向大沽炮台发动突然袭击。僧格林沁指挥清军英勇反击，激战一昼夜，毙敌93人，伤敌355人，击沉敌舰4艘。英法联军的失败原因在于轻敌。僧格林沁对此次战役作了较深入的评论：“该夷此次之败，率因骄傲欺敌。其意以为炮台营垒，唾手可得，水战失利，继之步卒。是该夷不信中国敢于一战。”

清军以有备击无备，在火炮射程内突然攻击，集中打击敌旗舰，使其指挥失灵，陷入混乱，从而获得大胜。但是，由于清军没有航速快、火力强的近代化舰艇，未能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只好任其安然撤出战区。

清军在第二次大沽之战中取得暂时的军事胜利，使咸丰皇帝大受鼓舞，竟然幻想列强从此知难而退、罢兵言和。同年8月，美国公使华若翰伪装友好，由北塘进京，返回北塘时与直隶总督恒福互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在此之前，俄国代表也在北京成功换约。

未能从根本上检讨教训，致使加速滑入历史低谷

一次局部战争的胜利，其实无法挽回大局的。很快，战火再起。

1860年2月，英法当局分别再度任命额尔金和葛罗为全权代表，率领英军一万五千余人、法军七千人，卷土重来，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

4月，英法联军占领舟山。五六月间，英军占大连湾，法军占烟台，封锁渤海湾，并以此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前进基地。同时，俄国公使伊格纳季耶夫、美国公使华若翰也于7月赶到渤海湾，再次以“调停人”为名，配合英法侵华战争。

8月，英法联军再次进抵大沽口，第三次大沽之战爆发。英法军舰逼临大沽海口时，咸丰帝谕示僧格林沁、恒福不可“仍存先战后和”之意，“总须以抚局为要”，以免“兵连祸结，迄无了期”。前敌统帅僧格林沁以为敌军不善陆战，因而专守大沽，尽弃北塘防务，给敌以可乘之机。

8月21日，英法联军经北塘登陆，向大沽口石缝炮台和北炮台发起攻击。虽守军奋力抵抗，激战一天，却终因武器悬殊，炮台易手。此后，英法联军长驱直入，24日占领天津。清廷急派桂良等人到天津议和。英、法提出，除须全部接受《天津条约》外，还要求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增加赔款及各带兵千人进京换约。对此，咸丰皇帝予以拒绝。

谈判破裂后，侵略军从天津向北京进犯。无奈之下，清廷再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取代桂良，到通州南张家湾议和。由于双方争执不下，谈判再次破裂，清廷掳去英国派往负责洽谈停火的谈判代表和士兵等39人。

9月18日，英法侵略军攻陷通州。9月21日，英法联军在八里桥全歼清军精锐。9月22日，咸丰帝在极度恐慌中逃往热河。10月13日，联军从安定门攻入北京。10月18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在北京城郊抢掠烧杀近50天，京郊皇家园林如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宜园（香山）、畅春园等均被抢掠一空、付之一炬。

10月24日、25日，英法联军以焚毁紫禁城作为威胁，迫使清廷分别与英法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中英《北京条约》、中法《北京条约》。至此，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廷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和《瑷珲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列强更加全面的侵略和渗透即起于此时。

近代以来，作为京津门户的大沽口，成为西方列强进逼清朝最高统治者的必经之路。160年前的这三场大沽之战，从1858年始，每年一仗，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大沽口一失京师门户即洞开。遗憾的是，清朝统治者并未能从根本上检讨教训、汲取经验，最终导致了更惨痛的丧权辱国，致使近代中国加速滑入历史低谷，中华民族随之陷入更大的历史灾难之中。

总的来看，第二次鸦片战争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挟工业革命巨大的科技优势和压倒性的武器装备优势，对仍处于冷兵器时期的农业国家进行的一次非正义的、恃强凌弱的侵略战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我们要认清形势、看清本质，踏踏实实干好自己的事情，让国家变得更强大、人民变得更富足、经济变得更有活力。这是应对各种风险挑战的终极武器。

十、如何评价电影《杀破狼.贪狼》？

该片讲述了由古天乐饰演的香港警察李忠志，为寻找在泰国旅游失踪的女儿咏芝的下落，只身奔赴泰国报警。随后，与吴樾饰演的华人警察崔杰联手查案。

他们查出咏芝的下落与贩卖人体器官的犯罪团伙有关，并且案中有案，犯罪团伙背后仍有神秘的政治势力操控。于是，李忠志与崔杰和歹徒们展开了一系列的血肉殊死博斗。

整个电影场面血腥暴力，又不乏温情感人。

一、单亲家庭里，家长如何处理与孩子的关系？

影片中香港警察李忠志原本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有美丽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然而，一场不幸的车祸夺去了妻子的生命，留下李忠志和女儿咏芝相依为命。

咏芝在未满十八岁时，怀了男友的孩子。咏芝跟爸爸说想要个宝宝，男友也诚恳提出想和咏芝结婚。

但李忠志这个单亲爸爸的做法是，以与未成年少女发生性行为为由，控告咏芝男友，将他抓了起来，并让咏芝去堕了胎。

于是，咏芝才一人伤心地远赴泰国。最终被贩卖人体器官的犯罪团伙挖去了心脏，将尸体放在冰冷的停尸间。爸爸李忠志为了她，也最终命丧泰国。

如果李忠志在面对女儿早恋早孕这件事上，不采取如此强硬强权态度，丝毫不考虑女儿的感受，而是采用亦父亦师亦友、平等沟通的方式温和地解决。那么，后面一系列的悲剧可能都不会发生。

有一个单亲家庭的男同学曾经对我说，单亲家庭的孩子，性格上都有残缺甚至变态的一面。

虽然他的说法有点以偏概全，但是不可否认，在离婚已成家常便饭的年代，那些单亲家庭的孩子需要家长付出更多的关注与更良性的爱，他们才能心灵健康地成长。

二、孩子的性教育，谁来负责？

中国虽然是个经济开放的大国，然而在性教育方面还是非常的落后，仍然是处于“谈性色变”的封闭保守阶段。

影片中咏芝未满十八岁便怀孕，连法定结婚年龄都未达到，最后当然是去医院堕了胎。

如果在孩子们十几岁青春萌动的中学时代，老师们能教授她们基本的性知识与保护自己的意识，或是家长能抛开传统古板思维，提前给孩子灌输这些知识，那么，也许咏芝的人生又是另一番景像。

曾看过一篇报导，中国每年的堕胎数量超过一千万，并且年龄越来越年轻化。有不少女孩，因堕胎次数太多，后面连生育能力都丧失了。

前几天在知乎上看过一篇文章，一位男生吐槽他的一位大学室友做人太不地道，无论跟哪个女友发生性关系都不愿做保护措施。

其中有一个女友怀孕堕胎后，医生说她以后受孕几率极低，这位男生的大学室友便果断甩了这位女友。

还在知乎上看过另一篇文章，一位男生求大家介绍好的妇科医生，说自己女友一个月来二十天月经。

于是就有人问怎么回事，他说每次跟女友发生性关系后，都会叫女友吃毓婷来避孕。发生一次吃一次，没发生就不吃，结果，女友一个月二十天都在流血，他不知问题出在哪里。

像这种愚昧无知的事例，现实中还听说过很多。在美国及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性教育启蒙很早就开始了，而我们却还处于“谈性色变”的封闭程度，不知多少女孩为此付出了多么惨痛的代价。

我们都有或将有子女，而他们的性教育，真的是个全民都该去沉思的问题了。

三、出国，为的是什么？

影片中，李忠志得以找到女儿的下落，缘于一华人站街女提供的线索。

这位华人站街女在一次与客人去交易的路上，偶然看见李忠志的女儿在海边被一华人警察绑架上了车。后来，这位站街女和这个华人警察进行性交易时，被他打得鼻青脸肿、花容失色。

为了卖线索赚点钱，为了报复那个变态华人警察，站街女便把这个警察介绍给了李忠志认识。

这位风尘味十足、会讲泰语的华人站街女，我对她却是一点都鄙视不起来，更多的是同情与感叹。

曾在简书上看过一篇文章，说法国巴黎有不少外国的站街女，其中也有中国的。她们中有一部分是并无姿色的中年妇女，专做底层人群和老年人的生意。

想想是不是觉得很恶心？记者采访她们时才得知，这些中年妇女在外国出卖身体，有的是为了攒钱给儿子出国上大学，有的是为了攒钱给儿子买婚房。

还曾看过一篇文章，一位留学生说身边不少的中国留学生，硕士、博士毕业了，甚至人到中年了，仍然在外国做着端盘子、洗碗的工作，学到的知识在外国根本无处施展。

之前的热播剧《欢乐颂》里的曲妖精，她出国几年，是名副其实的学渣，什么专业知识没学到不说，连讲口流利的英文都不行。

现实生活里，有不少人总是觉得在外国镀了一层金回来，就是人才，就是高大上了。其实这些人是不是真的金子，恐怕只有自己心知肚明了。

一些人盲目追求出国，或一味追求让子女出国。可是他们是否真正清楚，出国是为了什么？为了个人的面子，还是为了真正去追求更多的知识和更广阔的世界？

四、生命中，有多少事是值得去在意的？

影片的最后，是回放咏芝一个人在泰国的海边时说的几句话。她说：“一个人如果只看得到眼前，无论天空多宽广，无论她走了多远的路，她的心也是窄的。”

可惜，这个道理，咏芝悟得太晚，她的爸爸李忠志也悟得太晚。

当李忠志在贩卖人体器官的冻肉加工厂里发现女儿咏芝的尸体时，他悲恸地仰天长啸，不停地对死去的女儿说着“对不起”时，我的眼泪也不由自主地流了出来。

此刻，作为一个父亲，该是多么悔恨自己当初如此专横霸道，控告女儿男友，逼女儿打胎，导致女儿被人挖走心脏，惨死异乡。

比起女儿的死亡，纵然让女儿做个年轻的妈咪，其实又何妨？只要她能活着。

而咏芝自己呢，才十几岁而已，人生的路还这么长，还有这么多未去追求的东西，她便深陷爱情泥潭，看不到爱情以外的美好，看不到她爸爸对她深沉的爱。

她的狭隘让她不幸丢失了年轻的生命，也搭上了这个世界上最爱她的人，一个铁骨柔情爸爸的生命，可悲可叹。

现实生活中，也有多少烟火男女为爱情的得失，为事业的成败，为一切鸡毛蒜皮的琐事，斤斤计较，患得患失，伤人伤己。

比起生死，比起一个人彻底地从自己的生命中消失，那些矛盾、争吵、得失，其实又算得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