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系军阀和奉系军阀怎么区分？

直奉两大军阀集团在北洋军阀统治后期先后操纵北京政权，作为军阀从本质上说二者并没有什么不同，但两派在军队形成、选取将帅和人才代谢及其历史影响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色。

军队形成的轨迹不同，导致了内部凝聚力强弱不同。

首先，直系军阀集团是由原属不同派系或分支的军队不断加盟组成的军事同盟体。而奉系军阀集团则是通过细胞增殖的方式由小到大逐渐发展壮大起来的。

1916年，袁称帝败死，北洋军群龙无首，段祺瑞欲效法袁世凯，独揽军政大权，引起与段资望相当的冯国璋的不满，二人的明争暗斗日趋激烈，最后便以乡谊、隶属和利害关系分裂为直、皖两大派系。直系军阀集团既由此而来。其主要军事力量有江苏督军李纯、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和直隶督军曹锟等部。1919年冯国璋死后，曹锟成为直系首领，但曹所依赖的是其手下大将吴佩孚，吴佩孚成为直军的真正统帅。

奉系军阀的源头是晚清张作霖、冯德麟的保险队，后受招安为巡防营。民初，在巡防营的基础上采用新制扩编为二十七、二十八师，依俯北洋军阀，是为旁系。张在任二十七师师长后，先是联合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逼走段芝贵而夺取奉天军政大权，再利用张勋复辟推冯德麟下水而吞并其二十八师，又借黑龙江内讧而得渔翁之利，最后出兵用武力占领吉林。至此，张作霖完成了对整个东北的占领，并以二十七、二十八师为基础，逐步形成了奉系军阀集团。

因为这个区别，在直军中由于其内部派系庞杂，动机各异，使得这一军事同盟体从一开始便是松散的和不稳定的，因而其内部的凝聚力也是软弱涣散的。以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参战序列为例，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最初直军所编的三个军，第一军司令彭寿莘等均是吴佩孚亲信将领，所部又都是久经战阵，能打也肯打；第二军司令王怀庆等却都是腐败不堪的清末老官僚，所部也多是以巡防营为主改编而成的旧式军队，只是委身于曹吴所把持的北京政府而已，既不能打，也不肯打；第三军司令冯玉祥所部，到是能征善战，但冯并非吴之嫡系，又因与吴之关系闹的很僵，此时更是早萌异志，是能打却不肯打；后来编成的第四军曹瑛所部，到是曹大帅的子弟兵，怎奈这位曹七爷所率的“茶壶队”，嫖赌是行家里手，上阵打仗却不行了，可谓是肯打却不能打。至于后来投入的十路援军，除杨清臣、靳云鹗等部系吴之嫡系外，其他全是陕西、河南、热河、察哈尔等地方土著，其战斗力和可靠程度都很难说。这就是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直军的阵容，从此不难看出直军内部组成的繁杂。

再看奉军，由于是通过细胞增殖的方式发展起来。其内部各师各旅都是一脉相承，没有任何旁系杂支。虽然北洋政府的势力范围同样的包括东北，但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关内不断的派系争斗而无暇他顾的原因，奉军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没受到关内各派政治势力的染指，故而它的独立性远远超过被称作北洋正统的直系和皖系。虽然奉军的内部也有派系之分，但在未入关之前，在张作霖的掌控之下暴露的还不明显，对于关内的直系、皖系和其它势力而言，奉系军阀集团仍是一个坚强的整体。

其次，从两派首领和所辖部队的关系来看，也有很大的不同。直系从北洋军阀中分化出来后，第一代首领冯国璋的资历远在曹锟、王占元诸人之上，当时的皖系把持着北京政权，排斥异已，直皖矛盾比较突出，在这种皖系势力压迫较大的情况下，直军各将领还能共戴一主。冯死后，曹锟继起为直系领袖，其能力和资历就很难与其扮演的角色相称了。好在曹的为人比较宽厚，手下又有吴佩孚这么一员能文能武、有勇有谋又忠贞不二的大将为其主持一切，再加上曹锟率部就驻在京畿附近，可以更直接地威胁和操纵北京政府，就这样，曹才勉强成了直系的盟主，而直系的实权派则是吴佩孚。吴佩孚长于治军，所率部队训练有素，纪律严明，曾因一战胜皖，再战胜奉而被称为“长胜将军”。对于新的上司，由于没有历史的渊源，其效忠观念和服从意识都要大打折扣。所以尽管吴佩孚威风八面，又大权在握，但对于许多非嫡系将领来说，他们头上的官衔和手里的大兵并不是从吴的手里得来的，自然的也就不完全唯吴的马首是瞻。不用说骑墙派和临时依俯的了，就是同属于老直系的孙传芳、齐燮元等人，由于和吴属于不同的支派，对吴的服从也是有条件的。吴能够指挥裕如的，仅限于由第三师扩编的和由吴一手提拔的将领而已。

奉军的情况又不同了。从奉军初建到张作霖被炸身亡，张自始至终是奉系军阀集团绝对的和唯一的领袖。其部下将领，不是他的绿林老伙伴，便是经他一手提拔的军校学生。虽然奉军中也有老派、新派之分，新派中又有土派、洋派之分，但不管是哪一派，却共同拥戴张氏一人，战争中也能做到一致对外。故在奉军中，军令政令可以做到高度统一和集中。这一点，是吴佩孚和他指挥的直军做不到的。可以这么说，奉军是由张作霖亲手缔造的，而直军的缔造者既不是吴佩孚，也不是曹锟，也不是冯国璋，而是早已死了的袁世凯。换句话说，如果把张作霖对于奉军比作父子关系的话，那么吴佩孚对于直军更多的则是兄弟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