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文化的起源和发展？

潮汕文化是中华的一个分支，在潮汕地区（以现在的汕头、潮州、揭阳三市为中心）自然环境的影响下，于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

潮汕地区位于东经115度06'—117度20'、北纬22度53'—24度14'之间，地处中国大陆的东南隅，广东省的最东端，与福建省毗邻。潮汕面对滔滔大海，南海和台湾海峡在这里交接。潮汕与台湾南端，为一衣带水。潮汕总面积10346平方公里，其地形大势，西北高而东南低，东北和西北多高山，东南面海，形盛一个内陆比较封闭，而有很长海岸线的地理小区域。这种地形地貌特征，对潮汕文化的形成起着相当大的作用。

潮汕文化包含着不少的文化特质，这些特质构成了既与共存于同一地域 中的畲族文化、客家文化不同，也于周边其他地域文化有异的一个体系。在这些文化特质中，语言是最具有区别性特征的一种。因而，我们把潮汕文化理解为由讲潮汕话的民系所创造的一个文化共同体。

潮汕文化是一个动态的开放体系。它的形成过程，是本地土族文化和中原移民文化经过多次互相影响、互相吸收而逐渐融合的过程。在形成自身特色之后，由于潮汕人的迁徒、潮汕文化向外传播，同时也吸收其它文化的因素，不断发展。

距今8000年以上的南澳象山文化遗址，与闽南的“漳州史前文化”属于同一个文化系统。距今6000—5500年前后的潮安陈桥文化遗址，仍然表现出与闽南同一时期文化遗址（例如平潭县海坛岛壳丘头文化遗址）接近的文化风格。而陈桥出土的陶器，具有河姆渡文化夹砂、夹蚌陶器的特色。距今3500年前后的普宁后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鸡型壶，其祖型——垂囊（盉）最先出现于河姆渡第三期文化。可以说，这4000余年间，本地原住民创造的新石器文化，可以归属于长江下游以太湖为中心的东南文化区（文化区划分依苏秉琦说，见《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

1974年以后本地发掘出数目较多的被称作“浮滨文化”的文化遗址，其年代稍后于后山文化遗址，距今约3400—2900年（相当于商代中后期到西周前期）。浮滨文化中，明显含有中原商文化的因素。但是这种因素已经融合于土著文化，发生了变异。浮滨文化仍然是一种面貌独特的土著文化。

距今2700—2200年（相当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潮汕考古遗址中，南越族特有的夔纹陶器已大量出现，说明在这段时间里，南越文化以很强劲的势头渗入本地，并改变了土著文化的面貌。

一直到秦汉以后，汉文化才对本地区有所影响。然而，即使到汉代，这种影响也还是通过南越间接传入的。而且在这一时期，本地区文化的汉化程度，也远远不及珠江三角洲地区。

晉唐时期，中华主流文化在本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这一时期主流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的交流融合，有三个情况值得我们注意：其一，东晉义熙九年（413）置义安郡，是本地区州郡一级建制的开始，它说明本地区在编人口的增加。这些新增在编人口，来自南迁的中原移民。但是，在这一阶段，南来的中原移民与本地土著似乎处于一种隔离状态。80年代的文物普查中，本地区发掘了东晉六朝砖室墓近10座。这些墓葬，从墓室的形制到出土的殉葬品，完全保留着中原的风格，与江南地区同时期的墓葬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这可以使我们觉察到移民与本地土著之间关系的蔬远。其二，隋唐之交，广州俚帅杨世略据有潮、循二州（《新唐书·高祖本纪》），土著势力在本地区仍然占据着优势。高宗武后时，陈政、陈元光父子与58姓军校屡次平定泉、潮间蛮僚啸乱，实际上是中原文化与本地土著文化通过战争的形式不断地互相接触的过程。其三，元和十四年（819）韩愈贬潮后兴办乡校是一个人所熟知的事件。韩愈的《潮州请置乡校牒》说，潮州以前虽有学校，却荒废已久，读书人少，百姓和官府的下层办事人员文化素质都很差。因此，他捐了俸钱办学，并举荐赵得为教师。苏轼认为，韩愈贬潮之前，“潮之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潮州韩文公庙记》）。这种说法，自吴澄而下，多有人反对。若从潮州人口的教育程度和整个社会文化的发展着眼，苏轼把韩愈视为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普及儒家文化的代表，视为转变潮州社会风气的百世之师，是无可非议的。

宋元时期，闽文化的西渐是潮汕文化形成的重要环节。此时，闽文化空前繁荣，中华主流文化以闽文化为中介，对本地区影响的力度加强。时至今日，历史上政区基本上隶属广东的潮汕，文化面貌却接近闽台，就是在这一时期打下基础的。

宋元时期闽文化的影响本地区，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闽籍官师的宦仕潮州。宋代潮州职官多闽人，以知州为例，北宋知州籍贯可考者30人，闽人17人；南宋知州籍贯可考者63人，闽人36人。属官中闽人更多。当时闽籍仕潮官 师，尊崇韩愈，慨然以兴学明道为已任。对此，饶宗颐先生在《宋代莅潮官师与蜀学及闽学》一文中以有详论。宋代潮州的教育比唐代有显著的发展。据明嘉靖《潮州府志·选举志》载，太平兴国四年（979），谢言以“草泽应诏，进士及第”，自此后到宋末止，潮州共有139人登进士第。这一批精英，是在民众教育程度提高的状态下出现的。随着教育的发展，中华主流文化在潮州迅速传播，潮州社会文化的发展水平已经接近于发达地区，故《方舆胜览》有“封疆虽隶于炎方，文物不殊于上国”之誉。闽籍官师的兴学传道，在其间起了很大的作用。二是闽人移民潮州。晚唐以前，潮州无论从全国还是从广东看，都属于荒僻之区，人口希少。北宋以来，韩江三角洲的开发利用，使本地区的生存环境日益改善，来自闽地的移民日益增多，人口数量发展很快。根据梁方仲先生《中国历代户口田亩田赋统计》，潮州唐宋元三代人口密度为：唐代，每平方公里1.2人，在全省27个州中排第23位；北宋，每平方公里4.5户，在全省23个州军中排第5位；元代，每平方公里27人，在全省23个路州军司中排第3位。可见，宋元时期本地区的人口数量已经跃居全省前列。闽人移民潮州在文化上的意义，首先是促使本地区生产力的发展。随着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海上运输和贸易活跃起来，潮州人的善贾，在此时已见端倪。其次。移潮闽人之中多宦仕与世家，其中有很多成为本地望族（饶宗颐《潮州志·民族志稿》）。潮汕人至今重视宗族血缘关系，应于此时奠定基础。再次，将闽地风俗，从方言、民间宗教信仰到日常生活习惯带入本地区，闽潮同俗，自此时已然。

明清时期的海防政策，对潮汕文化的形成起着决定性的影响。明朝建国伊始，便出于巩固政权的需要，施行锁海政策。这一政策直接影响着明代潮州社会的整个发展进程。

海禁政策使宋元以来潮州发达的海上贸易，受到及大的冲击。潮州海商为了继续从事海上贸易，多冒充贡使，或以通事身分，诱番船以入贡为名前来通商。而海禁稍松，潮州海商又络绎私自出海贸易。正德年间，明政府鉴于广东地方海上贸易不可禁绝的事实，允许海外商舶由“官府抽分，公为贸易”（《明武宗实录》卷一二三），潮州民间私舶往来交易遂有进一步发展。明世宗即位之后，朝廷又严海禁之令。这时，潮州的海上私市贸易已经不可抑止，南澳成为地中国海上私市贸易的中心。中外商人贸易交接于此，而后发放商舶，南下北上。从事这种海上私市贸易活动的团伙，往往以武力对抗海禁；又恃其武力攻掠村寨，截却商船，以祈取得更多的财富，酿成了几十年的潮州海寇之乱。

明代海上贸易的兴衰起伏、在潮州的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连锁性作用。

由于实行海禁，原来地狭人稠、居民多以懋迁为业的福建下三州，有大量移民迁入潮州，使本地区的人口数量持续发展。有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韩江三角洲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水利的兴修和双季稻种植面积的扩大，使本地的粮食产量平稳上升。这一时期，潮州仍有余粮可以输出福建。在人口增长的刺激下，农业商品化的倾向明显加强。

农业经济的商品化，促了本地区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得到甘蔗、棉麻生产的支持，制糖、纺织等行业悄然兴起。入明以后因为海禁妨碍外销而呈现衰退气象的潮州陶瓷业，到嘉靖年间又重新发达起来。潮州所产的青花日用瓷，远销东南亚一带。同时在海上私贸易刺激下，造船、矿冶等到行业也相当兴旺。

由于民间贸易日益活跃，潮州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人口剧增。潮人善贾的特点，因此而进一步加强，成为传统。

经济的增长，促进了文教的发展。洪武八年（1375），朝廷诏有司立社学，但在潮州并未见施行之效。正统元年（1436），潮州知府王源在本州设立社学，举行乡约。到正德嘉靖间，潮州士绅薛侃等从学王阳明，复回本地聚众讲习王学，并积极推行乡约。其时，广东督学魏校也传檄各府县毁淫祠，立社学。由于官师和士绅们的努力，儒家文化渗透到下层社会，追远报本、荣宗耀祖的理念为潮汕人普遍接受。

嘉靖以后朝廷的严海禁之令和因此而加剧的海寇之乱，在两个方面对潮州社会与文化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一是嘉靖万历间，纵横东南沿海的几个大海寇商人集团，在明政府军事高压的逼迫下，出走东南亚，成为早期潮籍移民。这些海寇商人的滞留海外虽然是被迫的，但他们在东南亚的开拓，却为清代以后的潮汕移民奠定了基础。二是沿海一带大村寨的建立。明末海寇之乱，本地居民多聚族自保，或筑一村筑一堡，或数村合一寨，武装自卫以御敌。这使潮州的农村形成了一批人口高度密集的大聚落。如和平、鸥汀、庵埠、塘湖、冠陇、南洋、樟林等，聚众多以万数。大型村寨的形成和自立，导致宗族势力的强大，潮汕人的宗族观念也由是而强化。

从明万历年后期开始，本地区经历了数十年的动乱，一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清朝平定台湾，驰东南海禁、潮州社会才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此后五六十年间，人口增长的速度较快。到乾隆中叶、本地区的粮食产出已经不敷自给。人口的压力，对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了解决粮食问题，有着悠久海外贸易传统的潮州商人，在政府的许可下，打造洋船，从暹罗转运稻米进口。从稻米交易开始，潮州商人在东南亚的商贸活动不断拓展。与此同时，大量的潮州商民移居暹罗，形成18世纪七八十年代潮州人向东南亚的第一次移民高潮。

由于人均耕地面积日益减少，农民为了获得更高的劳动价值，只好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由此导致农业生产进一步商品化。出现于明代后期的制糖、棉纺业应时而发达起来，潮糖、潮毯、潮蓝布闻名南北。这又使得更多的潮州人有可能专业从事商贸活动。清代的科举制度限制了许多读书人的仕进，而本地发达的商贸业给他们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儒生的业贾，大大提高了潮州商人的素质；捐纳制度，又能给业贾有成者带来与仕进相当的荣耀。这样，在潮人商贾的传统上又添加了重商的成份。

清代的潮商活跃于国内外市场。随着商人们走南闯北，本地的一些独特的民俗事象，全例如潮州戏、潮州菜、工夫茶，在于中华文化其它地域分支的交流中定型，成为人们原意承认，也乐于接受的文化特质。

汕头开埠（1860）以后，由于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潮汕文化有了一些新的发展。这一时期，潮汕和中国其它地区一样，传统文化正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冲击，经历了一个革旧易新的过程。例如汕头开埠以后，新式学堂大批出现。道光二十九年（1849）到宣统三年（1911）的62年间，潮汕地区改、创办的新式学堂，就其较主要者统计，已经超过100所。教育模式的现代化，驱动了潮汕文化的进步。潮汕人从后活方式到思想观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时期，潮汕又出现了三次向东南亚移民的浪潮，时间分别为1870—1910年、1926—1933年、1945—1949年。这三次移民潮，导致了海外潮人社会的生成。海内外两个潮人社会的密切联系与交往，也促动了潮汕文化的新发展。

潮汕文化的新发展，在它的很多文化特质上面都有所表现，而最主要的还是反映为文化心态的进步。具体的说在两方面：

一是宗族观念的拓展。明清时期本地区的社会历史条件，使潮汕人形成了强烈的宗族观念。在这种观念的笼罩下，当一个潮汕移民赤手空拳来到异乡，首先想到的是投靠自已的宗亲，再谋求发展；而后者也会义不容辞地接纳他。易于立足，无疑是海外潮人社会得以迅速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这种狭隘的宗亲关系，也使早期海外潮人社会处于“小群可合，大群不可合”（梁启超《新大陆游记》）的松散状态。海外潮团的创立，远后于福建、客家和广府诸帮，就是明证。当时有人评说：“自来国人于团结观念，散而不整，松而不固，此南北各地所同也。而我潮人尤甚，相形见绌，时见讥于人者。”（赖连三《香港纪略》）本世纪初起，这种情况显然有所改善。在有士之士的倡导下，海外潮团组织纷纷成立。海外潮人在加强团结的同时，更加关心祖国和家乡。他们在潮汕办工厂，建学校，热心慈善事业。有不少海外潮人在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中，倾斥家资，甚至献出生命。随着时代的进步，海外潮人狭隘的宗族观念拓展而为爱国爱乡的思想。高度的凝聚力，成为潮汕人文化心态的一大特点。1981年以来由世界各地潮团组织轮流主办的国际潮团联谊大会，声势之浩大，影响之深远，正足以证明潮人凝聚力之强。

二是开拓精神的发场光大。明朝时期，受地理环境和人口压力的双重挤压，潮人出海经商和移民海外的风气日见炽盛，形成一种不避冒涉风涛，向海外发展的传统，孕育出勇于开拓的心态。近代以来，潮汕人的开拓精神进一步发场光大。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近几十年来潮商经营方式的转型和业务拓展。与中国乡士社会的传统观念相应，早期潮商的经营，采取家族管理的形式，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合一。自80年代起，已经有一定经营规模的潮人工商业，逐渐采用现代化的股分制管理形式，任用有能力有经验的高层干部进行管理，把所有权和经营管理权分开，使企业管理模式更加开放。与此同时，很多潮人企业家积极拓展经营领域，从传统工商业向金融地产、交通能源、高新技术等行业进军，进而打破行业与地域界限，组成国际性大集团公司，加强了竞争能力，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潮汕人勇于开拓的文化心态，在这些企业家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